时间飞逝而过。经过之前实验的历练,小姑娘已经变成了一个胸有成竹的项目推进者。她拿着文件夹,再次找到我,眼神里闪烁着完成了某种阶段性任务的笃定光芒。 “老师,这是我的‘作业’。”她把文件夹递给我,封面上工整地写着:“《基于特异性引物的LV病毒反转录测序检测方法(草案)》”。 我翻开文件夹,里面内容详实,结构清晰: “在进行任何性能确认之前,我们必须先回答一个根本问题,”我看着她,认真地问,“我们开发的这个直接检测病毒RNA的方法,在实验室里,承担的是什么级别的检测任务? 是‘科研探索级别’,还是‘临床报告级别’?” 这意味着: 目的不同: 我们的核心目标是快速、相对可靠地获得病毒特定序列的信息,用于辅助研发决策或内部流程监控,而不是用于出具直接影响患者诊疗的临床诊断报告。 监管要求不同: 不受体外诊断医疗器械(IVD)相关法规(如中国的NMPA、美国的FDA)的强制约束,不需要进行极其复杂、昂贵且耗时数年的全面分析性能验证和临床试验。 容错空间不同: 允许一定的假阴性或假阳性风险(可以通过后续其他方法如细胞感染法复核),追求的是在成本、速度与可靠性之间的最佳平衡。 “而临床报告级别的方法,”我继续对比,“比如医院检验科用的HPV分型检测试剂盒,要求则截然不同。它必须进行近乎苛刻的全面性能验证,包括但不限于:精确度、准确度、灵敏度(最低检测限)、特异性、抗干扰能力、参考区间、样本稳定性等等,并且所有数据都需要满足法规预设的标准,确保每一次检测结果都能作为临床诊断的可靠依据。” 看着眼前这个姑娘。从盲从到思考,从解决问题到定义问题,从建立方法到评价方法,她在短短的周期内,完成了一名实验技术人员向方法开发人员的思维跨越。 而我们关于“如何做实验”的扒扒之旅,也从具体的反转录技术细节,上升到了更具普适性的实验方法学构建与评价的层面。这再次印证了那个道理:实验的精进,本质上是思维深度与广度的无止境拓展。我们不仅是在学习操作,更是在学习如何思考,如何定义问题,以及如何为我们的认知成果建立可信的基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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