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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老师讲故事:吉大三院孙荣武先生带我走上了检验医学之路

2022-9-9 11:18| 编辑: 归去来兮| 查看: 6860| 评论: 0|来源: 国豪检阅 | 作者:文彪

摘要: 他曾经语重心长地给我说,我们一起好好干,把检验科搞起来。


编者按:自2007年进入检验医学行业,已经15年了。入行即认识康老师,特别是与敦煌结缘的这8年来,和康老师的接触和交往日益频繁,亦师亦友,相知相惜。我们一起穿越河西走廊,朝圣人类圣殿,敦煌让我们彼此看见了各自的灵魂,也洞见了人生的真谛。和康老师在一起的时候,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我真正感受到了康老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崇高品格和风范。


在文以载道、以文会友的人生道路上,遇见康老师是我的幸运和福分。康老师出身医学世家,学贯中西,教人求真,医者仁心,大爱无疆,他挚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医学人文”和“全息健康”有独到的认知和见解,他以个体化健康评价体系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探索医学人文之路,发现生命健康之道,传播人类文明之光。和康老师相处的日子里,我深切地感知了一位师者和医者的高贵品质——不向权贵低头,不为名利束缚,不会随波逐流。在康老师身上,能感觉到生命的温度和生活的气度,这是真正的健康,这是一个知识分子赋予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2022年8月29日起,检阅自媒体开辟专栏《康老师讲故事》,我们将把康老师传道授业的精彩故事、以及我们和康老师相处的美好时光用文字呈现给大家,和大家一起学习,共同进步。今天,我们推出专栏第二篇文章——《吉大三院孙荣武先生带我走上了检验医学之路》。













    孙荣武先生带我走上了检验医学之路


1978年夏天,我从白求恩医科大学毕业,以“工农兵学员”身份参加工作,被分配在省会长春的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现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临床医学院、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身为1966-1976年间94万名推荐制大学生当中的一员,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以特殊的身份走上社会,开启了人生。


作为倒数第二批“工农兵学员”,我经历了那个是非颠倒、群魔乱舞的非常年代,也很幸运地走进了大学的校门,相比很多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来讲,我赶上了时代,时代也给了我机会。毕业那一年,我25周岁。伴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伟大思想的指引下,广大知识分子迎来了建功立业的春天。


白求恩医科大学是国家卫生部直属高等院校,每年都有一批学生被送到北京,我们毕业那一年没有北京的名额,学生基本上都留在了当地。推荐上大学前,我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县光开公社党委委员兼团委书记,入学时被推荐担任年级学生会主席,当时全年级有430多名学员,第二年被推举为校学生会主席兼校团委副书记,期间,当选两届吉林省青联委员。或许因为我曾经担任学生会干部,毕业分配还是多多少少沾了一点点光,很顺利地留在了省会城市。对于之前一直生活在远离省会的小县城的我来讲,这将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起初,我听说被分配在骨科,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去了化验室。那时候,人们的思想很单纯,几乎没有私心杂念,大家都是完全服从组织安排,我也一样。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始建于1949年11月,和共和国同岁,前身是部队建制,流淌着红色基因,传承着白求恩精神,被誉为吉林省外科医师的摇篮。那时候,医院正常就是内外妇儿几个科室,没有检验科的设置,化验室在医院里往往是被忽略的地方,甚至没有存在感。然而,就在这个毫不起眼的地方,我却遇到了影响我一生的恩师孙荣武先生。


没去临床科室到了化验室,多少有点遗憾,但我一点怨言都没有,还是欣然接受。我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在上山下乡的那些日子里,我经历了太多太多,从社会融入度这个层面,我是可以接受命运安排的,这和我安贫乐道,刚柔并济的性格和家学不无关系。


孙荣武先生1931年出生于河南漯河,195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军医系,后留校任教。孙先生和原卫生部北京医院检验科主任、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主任杨振华(1935年出生)教授教育背景相似,算是同辈人。孙先生早期担任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后来,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院长杨铁将其调到检验科,孙先生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从临床一线转到检验科的医生之一。我记得,孙先生经常说,检验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我们作为医生队伍中的一员,要积极参与进去,把这个学科推向前进。孙先生虽然是行伍出身,但脾气很好,性格特别温和,从来不发火,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每次有事情,都是非常有耐心地和大家交流。先生话语不多,一身正气,浑身上下都闪耀着军人气节,他衣着简朴,但干净整洁,办公室收拾得整整齐齐,井井有条。他曾经语重心长地给我说,我们一起好好干,把检验科搞起来。


刚刚走上工作岗位,一切都是崭新的开始,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在孙先生的带领下,我参与了大百科全书现代医学分卷、医学百科全书《诊断学》分卷以及实验诊断学教材的编写,这为我今后编写《诊断学》教材,以及撰写学术著作奠定了深厚而扎实的基础。1997年,孙先生和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瑞金医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检验科主任王鸿利(1937年出生)教授创立《中国实验诊断学杂志》的时候,我也有幸参与其中,并且见证了这本全国性的临床实验诊断学和检验医学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诞生和成长的全过程。


1979年当住院医师的时候,经孙先生推荐,院里派我参加杨贵贞教授创办的全国免疫学学习班,我在杨贵贞教授那里学习了整整一年。我记得当时一共有12个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比我年长,而且都是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就我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杨贵贞教授1923年出生于安徽安庆,194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任教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1953年到苏联列宁格勒第一医学院留学,获得副博士学位,1957年到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因为军人出身,教学非常严格,大家都不敢和她说话,很多人在背后都偷偷哭过。我年龄最小,杨贵贞教授每次见面都亲切地叫我小康,从来没有发过火,并且对我关爱有加。在这一年里,我接触了免疫,了解了免疫,切身感受了免疫,在杨贵贞教授的悉心指导和亲切关怀下,免疫学成了我的一个研究方向。杨贵贞教授治学严谨,教人求真,对科学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态度和精神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后来,她参与创立中国免疫学会,我因此进入这个学会并担任第一届理事会会员,我的临床免疫学之路由此起步。


杨贵贞教授围绕”中药调节免疫“、”神经内分泌调节“和”免疫生物工程“三个方面,从整体、细胞、分子三个方向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开展工作,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体系。杨贵贞教授先后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医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卫生部专题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免疫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微生物学会常务理事兼医学微生物免疫学会主任委员和中华医学会微生物免疫学会副主任委员等学术职务,是享誉全国的免疫学家、医学教育家,也是带领中国免疫学走向世界的重要开创者之一。杨贵贞教授的事迹被《中国当代医学家荟萃》和《世界妇人名人》等国内外多种名人志收载。在《世界妇人名人》一书的封面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本书不仅是对这些杰出女性所作出的成就的一种承认,更表明这些女性已在她们各自的领域走在世界的前沿。


杨贵贞教授说:作为科学家,最珍贵的莫过于时间,时间意味着发现与创造;作为教师,最珍贵的莫过于奉献时间,时间意味着人才和未来。杨贵贞教授说过的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这也成了我始终坚守的人生信条。


参加杨贵贞教授的全国免疫学学习班的时候,我认识了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主任叶应妩(1921-2007)教授,她比杨贵贞教授大2岁,关系非常好,曾经都是北京大学地下党的优秀学生代表。有一天学习期间,杨贵贞教授特意带我和叶应妩教授见面,她当着我的面给叶应妩教授说:“这是我们医院的年轻医生康大夫,从事临床实验室工作,很优秀!”叶应妩教授笑着对我说:“小康大夫,我们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刚刚成立,正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欢迎你到我们这面来工作。”叶应妩教授离开时,我和杨贵贞教授下楼一起送她,临上车时,还在叮嘱我说:“等你学习完了,就到我这里来吧!”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虽然没有到叶应妩教授门下工作,但我始终忘不了第一次和她见面时的场景,她眼神里流露出来的温暖和真诚让我如沐春风,老一辈知识分子对工作的热爱和忠诚,对人才的渴望和包容,对事业的责任和担当令人感佩,正是因为他们的热情付出和无私奉献,我国的检验医学事业才有了今天的蓬勃发展。


杨贵贞教授毕生致力于免疫学的建设和发展,她先后30多次组织全国免疫学学习班,我有幸成了免疫学学习班的第一届学员并较长时间和杨贵贞教授在一个单位共事。回想起来,能够和这样智慧的学者在一起,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检验学术会议,又一次遇到了叶应妩教授,她还是那句老话——你到我这里来吧!


在杨贵贞教授那里一年学习结束后,我回到了正在发展中的检验科。孙先生的前辈、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的宋怡教授让我在内科风湿病免疫门诊和检验科来回穿插上班,兼做临床和实验室工作。宋怡教授手把手教我,派我到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张乃铮(1921-2014)教授那里学习自身免疫检测,从牛胸腺提取抗原建立检测方法,并带我一起上门诊。张乃铮教授是河南安阳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留学苏联,1985年创建中华风湿病学会,被誉为”中国风湿病之父“。在宋怡教授带领下,我在临床工作的同时进行临床研究和科学实验,会诊时每个病例都会成为他的专题综述,查房结束后,他第一时间给我们讲疾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以及专业领域的学术进展。宋怡教授学识渊博,为人师表,为我们打开了探索知识的大门,让渴望成为独立医生的我们年轻人如饮甘露。我最早的临床工作,就是从风湿免疫科开始的。


因为孙荣武先生、宋怡教授的提携和厚爱,我认识了远在上海的王鸿利教授,并且成为有什么事情都可以相互拜托的好朋友。作为瑞金医院终身教授,王鸿利先生是代表上海检验医学的一面旗帜,在全国检验医学领域具备广泛影响力。王鸿利教授长我15岁,和我大哥康熙若同岁,我们见面不多,却心心相惜,亦师亦友,王鸿利教授从医50周年的时候,特别邀请我作为嘉宾参加了庆典仪式。


由于在临床和实验室的实践和学习,加上杨贵贞教授、孙荣武先生和宋怡教授的谆谆教导,我对临床免疫学和实验诊断学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并且能有机结合起来为临床提供服务。1981年,作为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脏器移植事业的推动者,杨铁院长接受孙荣武先生的建议,让我配合先生建立与组织配型和排斥反应相关的实验室检测项目。后来,杨铁院长继任者王杰院长,是白求恩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部调来的,他深知临床研究的重要性,就支持我筹建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中心实验室。这时,”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大学生(77级)即将毕业,研究生招生工作也开始了。我按王杰院长的指示购买设备,调配人员,整理资料,建立中心实验室,创造可以开展细胞培养的条件,这是我在临床医院建立的第一个实验平台。接着,孙先生的第一批研究生彭晓明和应善青也来到了实验室,让我带他们。我跟孙先生商量后给他们确立了单克隆抗体项目,小彭是甲状腺球蛋白单克隆抗体;小应是CRP单克隆抗体的项目。我一边带教,一边为他们准备细胞株,以及融合细胞用的试剂等,还有筛选细胞用的酶标检测体系。现在单克隆抗体制作是流程化的体系,当时国内没有几家开展,好在经过多少次失败后终于筛选出阳性细胞株。接着,下一步需要扩培养在免疫缺陷小白鼠体内,在腹腔用石腊油形成腹水后把融合细胞注入腹腔中培养。我记得第一次出差到北京天坛公园南门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购买免疫缺陷小白鼠,因为手上有动物,连天坛公园都没敢进去,就提心吊胆地坐火车回来了。就这样,两个研究生的课题圆满完成顺利毕业。后来,她俩到美国留学,获得了美国临床病理医师资格,现在定居美国,都成了著名的医学专家。


那个时候,我们的中心实验室在移植免疫检测方面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有力地配合了临床脏器移植的顺利开展。近代外科学先行者、我国肝脏外科学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外科主任孟宪民(1919-1999)教授在国内率先开展肝脏移植手术,术后患者存活3周;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吉林泌尿外科学奠基人、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泌尿外科主任肖连升教授开展肾脏移植手术,数量之多居全国首位,有的患者存活达40年。当时检验科正处在发展阶段,条件有限,没有流式细胞仪等先进的现代化仪器设备,我们采用玫瑰花实验检测淋巴细胞数量,用细胞毒实验来组织配型,开展脏器移植免疫实验室项目,走在了全国前列。


孙先生非常关心年轻人的成长,只要有机会,他一点都不吝啬,想方设法争取让我们出去学习,开阔眼界。1986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WHO)奖学金考试,卫生部组织全国医疗卫生系统3600名医务工作者参加,孙先生推荐我报名考试。最终我有幸成为被录取160人当中的一员,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和孙先生都非常高兴,我当时报的专业是临床免疫学,结果被派遣到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学习。1986年恰逢联合国国际和平年,那时候,中日两国间友好交往日益频繁,在东京医科大学八王子医院肾脏移植中心小崎正己教研室,我第一次看见了外面的世界。科学无国界,医学无国界,我深刻地感受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及它在推动人类健康方面的巨大贡献。


在日本期间,除了正常学习和工作,我还参加了中日韩、亚洲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很多专业学术会议,尤其是器官移植和临床病理医师方面的相关会议,我也因此认识了很多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在此期间,我邀请孙先生到日本进行学术交流,见到了世界临床病理学会和检验医师学会会长河合忠先生,他们一见如故,后来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还带他拜访了日本爱知县医院实验室主任佐佐木先生,佐佐木先生陪同我们参观实验室,详细介绍了实验室全自动流水线系统,孙先生也成为国内最早一批接触实验室全自动流水线的专家。在日本学习的时候,胸外科专业出身的赵洪序院长推荐我参加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的建设,在他的支持下,我建立了检验科和中心实验室,当时日本国际事业协力团(JAICA)资助26亿日元的仪器设备,我用4亿日元打造了检验科,借此机会,我购置了中国临床医院第一台氨基酸合成仪。在此期间,因为工作关系,就有了和卫生部部长陈敏章接触的机会。


年近古稀,本应该安享天伦之乐,但孙先生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他邀请我到长春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我从日本匆匆赶到长春,他见到我非常开心,自豪地对大家说,这是我最喜欢的学生和同事。虽然我没有读先生的研究生, 但我始终把他当作我的人生导师,孙先生是长期引领我前进并懂我的知心人。


80多岁了,孙先生还是闲不住,依然在医院实验室和《中国实验诊断学杂志》工作。每周还要上三、四次班,直到最后倒下那一刻才停止了工作的脚步。孙先生上了年纪,住的是高层,没有电梯,进进出出都不方便,我知道这个情况后,也很担心,就建议他找个有电梯的房子住。后来,他找了一套电梯房,我想这下就好了,先生可以好好安度晚年了。可是,过了没多久,就听说先生因为脑出血住院了。我从北京跑两次长春去看望他。我记得最后一次是隆冬时节,天气特别冷,人们都穿上了厚厚的棉衣。我去的时候,先生躺在病床上,身上打着点滴,意识恍惚不清,在女儿孙步彤的引见下,他认出了我,断断续续地说:“你这么忙还来看我,回去好好工作吧。”


看着先生卧床不起的样子,回想我们一起战斗的场景,那一刻我的心里很难受!一个运动着的生命,突然倒下不能起来,这是一种多么的无奈啊!


先生的病情发展很快,我回北京不到三个月,突然有一天收到了先生女儿发来的信息——2019年4月1日上午,88岁的先生走了!先生走的突然,我电话告诉了先生的至交王鸿利教授,当时王鸿利教授做了心脏手术,行动不方便,我说您好好休息,就不用来了,我替您买个花圈放在先生灵前。遗体告别的那天早上,我早早地赶到现场,看见了先生的灵柩,碰到了很多老熟人。北国的春天乍暖还寒,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送别先生,胸前的小白花在寒风中颤抖,当哀乐响起、哭声呜咽的时候,敬爱的孙先生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生活过的这片土地,离开了他一生挚爱的检验医学事业。


不到一个小时的告别仪式,我回想了很多很多,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静,想起了第一次见到先生的情景,想起了他推荐我参加出国留学考试的情景,想起了他每一天按时上班的情景,想起了和先生一起战斗过的日日夜夜,想起了和先生朝夕相处的风风雨雨, 想起了他如父亲一样慈祥的面容和微笑------这一切,都定格在了三年前的那个阴冷的早春时节!


一日为师,百日为父。今年是孙先生辞世三周年、诞辰九十一周年,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回顾过往,把对先生的缅怀和思念化作这篇文章遥望苍天,当作永远的纪念。孙先生是我走上社会的人生导师,也是我投身检验医学事业的领路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给我创造了学习和深造的机会,并且默默地支持我,鼓励我,关心我。在他身上,我感受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奉献、精益求精“的白求恩精神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作为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先生无愧于他的事业,也无愧于这个时代,先生的名字如清风明月一样融入了检验医学的璀璨星空,并且幻化出生生不息的智慧和力量,引领我们这些后来者奋勇前进!


想起了敦煌研究院墙上的一段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它被写在了纸上,挂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那么一群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它永不磨灭。医生是一个终生的职业,一个崇高的职业,一个伟大的职业,先生一身三职——医者、师者、学者,在救死扶伤、传道授业、经世致用的道路上,他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孙先生躬耕半个多世纪,为人民健康服务奉献了一辈子,他是祖国检验医学事业的守护者!


口述:康熙雄,撰写:李文彪,编辑:刘昕颖,2022年09月05日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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