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为难的疾控，未来出路何在？

公共卫生、疾控体系、疾控中心、预防医学，不要说普通民众，就是很多医学人士对这四个词能够说得清、道得明的估计也不多。

也就因为这次新冠真的太厉害，才让一向存在感很低的疾控系统有了那么一点点的曝光率。本以为，2020年国家出文要进行疾控的大变革，建立疾控局后就能缓和一些。但是文件详细读来，重医轻防观念仍然未得到有效改善，疾控局只是疾控局，疾控中心依然是那个最底层的疾控中心，实质意义上的变革，还有待未来解决。

那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怎么解决，才是我们疾控人希望的？姑且说说我个人的看法。

首先，我们说说公共卫生、疾控体系、疾控中心、预防医学的关系。实际上，公共卫生工作的发展一直与疾控体系的改革伴随而行，疾控中心在卫健委的领导下作为技术主力部门，承担多数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而预防医学是各疾控中心每年招收的主要专业人才。

2002年，中国国家疾控中心成立，由原来的卫生防疫站将卫生监督职能剥离而形成，转而在各地设置卫生监督所。此时疾控中心为公益一类国家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因为与医院收入差距巨大，因此大量五年制预防医学人才离开疾控中心进入医院从事临床工作。  

2003年非典爆发，公共卫生被提到了国家安全的层面，在此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各级疾控中心大力进行机构建设，人员也进行了扩充，然而依然止不住主力人才流失的情况。但因非典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没有留太多的时间供人们反思。 

直到2009年，疾控中心专业人才几乎流失殆尽，在2009年前五年制医学类专业均可以从事临床诊疗，以注册的方向为准，预防医学同属医学专业，可以考取执业医师，从业后可以注册临床医学专业所有方向。  

2009年，执业医师法进行了修订，将预防医学注册方向进行了固定，只能注册公共卫生方向，彻底封堵住了预防医学生从事临床工作的可能。  

2009年新医改，提及了公共卫生，却没有提及疾控中心，从始至终作为公共卫生工作主力的疾控中心平静，预防医学生毕业后转行的比例继续扩大。  

就目前的数据来看，预防医学专业每年毕业都有接近40%的人避开了“事多钱少”的疾控系统，选择了其他行业。

其实，问题的关键也不仅仅在于疾控待遇的低下，而是同为五年制医学的预防医学与临床医生收入的巨大差距，预防医学同样需要考取执业医师，在校的培养毫不逊色于临床医学，而毕业后的职业发展却大相径庭，这才是人才流失的根源。同样的付出，收获却不同。

而且，预防医学和临床相比，想出成果也稍微难一些，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了目前对临床的重视程度远高于预防。毕竟大家当初信誓旦旦，都是想做个白衣天使。可预防医学一说出来，大众都觉得就是个打预防针的，社会认知度低，成就感也就相应降低了。

这些问题传导到高校，给公共卫生人才培养造成负面影响，甚至让很多公共卫生专业的学生毕业都不愿从事公共卫生工作。

除了提高从业人员的待遇，改善工作环境也已经迫在眉睫。

目前疾控大多数都在小破楼里办公，实验室老旧、硬件设备单一、检测能力自然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有心想做出成绩，没有经费支持，很难。

疾控工作日常事务繁杂，“管天管地管空气”，想静下来做研究，出成果，更难。

除了硬件基础设施问题，提高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科普相关知识更是必须要做的。

只有宣传到位了，才能真正的改善大家对疾控工作者的态度，对预防医学的态度，切切实实的提高预防在医学界的地位以及疾控中心在卫生系统的地位。让大众知晓预防医学，认同预防医学，甚至追求预防医学倡导的生活理念。

庆幸现在已经进入互联网＋医疗的时代，科普不再是个难事。但是，要做好专业的科普，把握健康领域发展规律，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理念，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支持发展专业的科普平台，给予专业的指导意见，提出专业的扶持计划、提供相关项目研发经费。

全国一共82个医科类大学，而目前设立预防医学专业的985院校有17所，211院校仅有6所，高端科研人才培养数量太少。对于双一流学校，应该鼓励设立公共卫生学院，才能在扩充公共卫生人才队伍的同时，培养出一些高端人才，做一些公共方面前沿领域的研究，如监测预警系统、实验室体系等，才能有效的使疾控系统得到升级。

2021年4月28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和三位副局长人选出炉，这也标志着一个国家级新局的诞生，先前的疾控局全称是国家卫健委疾控局，而此次官宣的名称为国家疾控局，已经无卫健委前缀。  

作为一名基层疾控机构的从业人员和一个预防医学生来说，这一消息无疑是让人兴奋的，疾控体系改革的呼声早已经持续很久，但是如何改，一直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现在终于有个官宣的机构产生了，不过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即使是国家疾控局成立，也不可能将这件“很难很难的事情”彻底解决。  

国家疾控局的成立代表了国家对于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的重视，但是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建设并非一个局的成立所能概括的，关键还是要看全国疾控体系的网络架构如何设置。从目前仅有的官宣资料来看，我国疾控体系改革的方向还未明确。

目前，从国家疾控局的成立上来看，我国疾控机构的改革主要会分两种大的方向，一种是类似于国家医保局，独立于卫健委。

这样一来，各省、市、县均需要依此设置，从卫健委划拨相关领导和职工至新成立的各级疾控局，今后的各项工作均独立于卫健委开展，当然这里面还会涉及卫生监督所和疾控中心人员以及职能设置的问题，这是大方向明确后需要考虑的事情；

另一种是类似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虽然挂牌新局，但是依旧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管理。这样一来，各省、市、县虽均会挂牌疾控局，也会有人员和岗位职责变动，但是还是隶属于卫健委，实际上还是一套班子。  

目前，大的改革主要方向仅以上两种，不管怎样改，都是对我们疾控体系建设的一种探索和完善。  

虽然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有共同的目标，追求的均是人类健康，目前行业努力的方向也是医防融合、相互补充，但是两者实际工作中的手段和方式大相径庭，融合的难度很大。目前各级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责和能力也完全不同，这也是导至改革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国家疾控中心，因为名称的影响，公众一度认定它是重大疫情的吹哨人和第一责任人，但实际上，国家疾控中心可以说是“名实不副”，无论从机制还是从实权上，都难堪重责。

为什么呢？

中国疾控体系学习借鉴自美国，但仅仅是形似。而塔尖的国家疾控中心更像一个研究中心，利用疫情直报体系获取数据，优势在于科研而不是疫情防控。

而其他级疾控中心的性质来说，也就是个研究机构、技术单位，其业务强项，主要是围绕重大疾病的研究、预防和控制。如今中国疾控中心下属的几个大所和中心，就是围绕几大类型的疾病布局设置的，如传染病所（针对细菌性传染）、病毒病所、寄生虫病所、性病艾滋病中心、结核病中心、职业病所等等。

也因此，面对疫情，病毒基因测序、病原溯源、病例检测、疫苗研制才是目前我们疾控真正的工作重心。行政决策的锅，疾控不该背！减少甚至杜绝行政部门对技术部门的干预，就是改革对技术部门的最大支持。

而真正应该对疫情负责的是具有应急公共卫生职能的部门。

但在卫生行政系统的架构中，对应急公共卫生的处置存在一定的职能冲突：部门立法的《传染病防治法》赋予国家卫健委官方吹哨者地位，卫健委依赖于国家疾控实现这一职能，而后者是一个科研主导的机构。另一边，应急管理部空有资源、经验和体制却无缘置喙，也缺乏相应的专业人士。造成在政府的传染病预警体系中，实际职能的落实存有缺位。

但是，如果要疾控对整个疫情负起责任来，那伤筋动骨的改革就必不可少了。没有行政权力，受制于卫健委的疾控中心，仅仅是类似地震预测局一样的技术部门，没法对地震负责。

钟南山曾说过：“我国CDC地位太低，只是卫健委领导下的技术部门。在美国，CDC可以直通中央，不需要逐级申报，甚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直接向社会公报。这是需要改变的，CDC的地位要提高，要有一定的行政权。”这就是事实。

当前，人类仍然面临新发传染病的威胁，疾控中心这样的专业技术部门，应该是保护人民健康、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保障。它就应该具有专业技术领域的话语权，是一个专业的、权威的存在。只有在它不受限于地方政府的时候，才更有助于完善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机制，疾控局的成立给了我们希望。

一场百年未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让我们意识到防控到位是遏制疫情蔓延的关键，建立疾病防治体系是取得战“疫”成果的重要一环。这也从客观上推动了人们从“治已病”向“治未病”的观念转变。

但我们仍需要清醒地看到，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中，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还存在短板和不足，“重医轻防”的观念依然存在：地方政府在新冠疫情之后将大量公共卫生应急资金用于新建医院、新增院区、扩增病床，却同时拖欠、扣发疾控人员的防疫津贴，对慢病防控、学校卫生、精神卫生（心理健康）等非疫情的疾控工作更是长期重视不足。

人类面对传染病的挑战越来越多，对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公共卫生应急协作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而强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已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