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学的时候,正赶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文革”第二年,也就是1967年的时候,学校停课闹革命,大家都不能正常到校,自然就有很多闲暇的时间,那时候我快15岁了,正是求知的大好年龄。
那年夏季的一天,父亲见我在家无所事事,就悄悄地给我说:“你到我们医院里来看看,我带你见一个医生,让你开开眼界。他是从省城来的,他所在的大学特别特别大,光车队就有50多台车。”我一听当然很开心,就愉快地答应了,父亲随即带我到了医院。
父亲所在的单位是吉林省属开山屯化学纤维浆厂职工医院,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开山屯镇,毕业于延边医学院的父亲是医院的内科首席专家。我记得,父亲给我介绍的那名医生姓金,儒雅大方,年轻有为,是吉林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在医院从事检验工作。
那时候的医院也是一穷二白,没有专门的检验科,只有一个非常简陋的化验室,当然也没有专业的检验人员,医生们都是一边看病,一边看显微镜。那个年代,整个社会条件都不好,医院也是如此,基层医院的大多数医生都没有见过显微镜,会看显微镜者更是寥寥无几。那天,金医生手把手地教我看显微镜,我第一次接触显微镜,确实也很好奇,就认认真真地看了起来。金医生一边教我,一边告诉我在九宫格里数细胞的方式。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显微镜,如果我没有记错,那台显微镜好像是德国莱卡的。
没想到那一次看显微镜的机会,竟然在我的人生中埋下了一颗种子,我后来的职业生涯居然和显微镜结缘。在显微镜下,我看到了细胞的万千形态,发现了生命的原始密码,也走进了神圣的医学殿堂。
1975年夏天,“文革”结束前一年,我顺利进入吉林医科大学学习,毕业时,学校更名为白求恩医科大学。 上世纪80年代,我到日本东京大学留学,回国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工作,后来创建首都医科大学实验诊断学系。70年来,我工作、学习的每一天,都离不开显微镜,就像临床医生离不开听诊器一样。
想想这一切,真是感慨万千!55年前第一次看显微镜的场景记忆犹新,就好像冥冥之中注定一般,我的人生从那一刻起就和实验诊断学结缘!
口述:康熙雄,撰写:李文彪,编辑:刘昕颖,2022年08月29日于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