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强院士：临床研究须有中国标准

有几件事对我“刺激”很大。

第一个“刺激”。一位名医没评上二级教授，很恼火。我说，你每年做1000多例手术，5年将近7000例，然后就没下文了，为什么不把成果在权威杂志发表？如果你把数千例病人的诊断分期、手术方式、辅助治疗、术后追踪和术后生存率等做一些临床研究，说明效果比国内平均高十几个百分点，甚至与发达国家持平，就太说明问题了。

我们能永远停留在做“开刀匠”的阶段吗？应当产生一批医疗研究成果，推广并惠及基层医院。如果没有规范的临床研究，如何实现分级诊疗体系？如何让大医院减负？

第二个“刺激”来自于临床医学学科整体实力领先与亚专科实力式微之间的巨大差距。临床医学能否排第一的根本标志，取决于是否有一批“病人不看不死心，同行不问不放心”的名医。

培养名医，不靠机器和经费，靠多中心临床研究，靠拿出一批具有引领性的诊疗标准。前提则是要让人信服，我们是谁也不服谁，连一个科室内也各说各话。这怎么能够使临床医学为国人健康做出引领性贡献呢？

第三个“刺激”，我去德国一所大学附属医院访问。仅那一年，人家就在New England、Lancet（不包括JAMA）发表了7篇论文。而他们只有四五百张病床。而号称全国临床医学第一、有1.7万多张病床的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医院，一年鲜有这种高水平论文，很少有多中心、前瞻性、随机的、双盲的临床研究，这与我们的使命和地位不相称。

国内95%的诊断标准是老外的，只有5%是国人制定的。中国人跟西方人，祖宗不一样，遗传背景不一样，生活方式和环境都不一样，拿美国人的治疗标准来医治中国人，合适吗？难怪，据说美国肿瘤病人5年生存率66%，而我们只有31.8%。

作为医学教育、科研和医疗服务的“供给侧”，加强临床医学研究体系与能力建设是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全民健康要在全面小康之前，而“全面小康”是我们党对人民的承诺。我们责无旁贷。

作者陈国强，系中科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