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廖玮：“在中国做CEO比在美国要难”

不久前，“健康智谷”杯创新创业大赛北京赛区评选结束，易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易活生物）当选第一名。易活生物的创始人兼CEO廖玮说：“我是科研出身，本来打算就这么一辈子做科研，但我心里一直有一股冲动，想把我们好的技术转化为好的产品，让基因检测不再是有钱人的游戏，让它属于全人类。”

对生物医药创业者们来说，2016年是产业从孕育到喷薄的一年。当“双创”时代向生物医药行业走来，创业家们都希望得到市场的青睐。

作为是一家由海归博士创立的基因诊断公司，易活生物的核心技术来源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它所擅长的无创肿瘤基因精准检测技术被美国政府列为21世纪最具潜力的十项生物技术第三位。

廖玮从北大博士毕业后便去了美国，先后在三个大学做研究工作，第一个是美国南部休斯顿的莱斯大学，后进入东北部的匹兹堡大学，最后去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做研究员。他从事科研工作多年，但内心一直有一股热忱，想把团队的科研成果变成真正造福人类的产品。于是，他辞去UCLA的工作，进入了硅谷，去学习到底如何把技术变成产品，如何用产品打造出一个优秀的企业。

如今，廖玮团队的技术已经发展到一个良好的阶段，市场也累积到了一定程度，加上中国肺癌的高发以及精准医疗和液体活检产业的高速发展，这些因素促使他们决定回国创业。

初期，他们分为美国团队和中国团队。美国团队由廖玮曾经在美国的同事组成，均为大学的研究人员，拥有很强的研发实力，但这些研发人员会有一些制约，第一，他们无法全职加入公司进行工作；第二，他们在公司运营和中国市场开拓方面经验不足。于是，廖玮在中国北京和广州创办了易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组建了国内运营的团队，运营团队的核心成员包括廖玮的同学，他们均是些在各个行业及领域里成功的管理人员，并拥有丰富的资源。当他们有了共同的理念之后，他们决定一起来创办这个公司。

EFRIM是一个新一代的基因检测技术，被称作基因诊断领域的“狙击枪”。

目前，世界上的基因检测主要依靠测序和PTR相关技术，EFRIM是世界上唯一一款不需要进行样本处理和PTR扩增的基因检测技术。它与现有的基因检测相比，有四大优势：第一，减少了病人等待的时间。目前的基因检测需要等待一到两周的时间才能出结果，而EFRIM的检测时间可以缩短到30分钟，对于医院来说，可以做到当天出检测报告；第二，减轻了病人的痛苦。病人无需做损伤性的测验就可以得到准确的结果；第三，测试准确率高。目前的基因检测通常是以肿瘤组织为标准，EFRIM和组织活检的准确率一致，达到99%的吻合；第四，减少了手术的成本。目前基因检测的价格为五六百元一个位点。例如，做一次肺癌的基因检测需花费三四千元，而EFRIM可以把成本降低到十分之一，这意味着只需三四百元就可以完成一次肺癌的基因检测。

现在很多科研机构有一定的能力与资源，廖玮希望让这些机构在EFRIM的平台上进行开发。他们当前的思路是与科研单位或是有应用前景的单位合作开发更多的应用。公司的口号是“做基因检测界的苹果”。廖玮称未来的商业模式将会像iPhone的APP store一样，易活生物卖iPhone，自己开发的iPhone自带软件有限，但企业和科学家都可以开发跟它兼容的新试剂盒，去增加它的功能，这将会是市场的选择。

不仅液体活检，他们还涉及病毒、HPV、HIV的检测、细菌、微生物的检测等领域。在医疗诊断方面，他们还有一个品牌——易检科技，属于易活生物的子品牌，他们与检验检疫、质监部门合作，开展快速的现场检验检疫产品，可以准确测出病毒微生物转基因、物种。它有望成为海关的检验检疫及市场监督部门的检测工具。

以共建实验室的模式，易活生物计划在一年之内建立100家全球范围内的共建实验室，致力于让云南等边远地区的人们都能从此受益。

廖玮表示，基因检测不应该是只属于有钱人的游戏，它属于全人类。

公司科研的花费很高，资金从哪儿来？

团队目前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科研，一个是产品的研发。科研属于基础性的，时间周期较长，花费较高，我们已经申请了政府和相关单位的补助来开展；而产品的研发主要依靠公司运作的基金。我们在初期融了一千万的种子基金。现在又获得了五千万A轮融资，这些资金将运用于产品开发、生产、申报、临床试验以及市场推广。

对于找投资，你的体会是？

这些工作主要是由我和两个副总完成，前期投资人非常多，有大约一两百人，早期副总牵头，有意向的和我们签订保密协议，把我们商业计划书发给他们，做一些前期接触，等意向明确后由我来面谈，或者请他们到公司参观，来看我们的产品。找投资其实是一件挺花时间花精力的事情，而且考验你综合能力，不光是要把事情做好，还要把事情说好，让潜在投资人理解你的思路和亮点。

从科研人员转化成商人，你适应吗？做CEO难吗？

我曾经在美国也做过企业，在美国做企业和在中国有所不同，在美国要简单一些，因为在美国很多环节都可以外包给专业机构。比如我们做一个医药产品，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生产可以外包、临床试验可以外包、申报可以外包、市场销售可以外包，只要企业有几个研发人员，就可以把企业做起来。但在中国，由于一些制度的限制，整个产业成熟度的限制，还有很多东西只能自己做，包括厂房、生产、市场关系，政府销售等都要自己做。所以在中国做CEO比在美国要难，需要全方位的把握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你要清楚这件事需要哪些资源，在一开始就要把大局布好，否则日后会走弯路。所以在中国做企业对CEO的要求非常高，需要他知识全面，并且情商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