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聚焦医疗器械行业的深度访谈栏目,《械老板》旨在搭建行业交流桥梁,通过对话领域内资深从业者,挖掘实战经验、解读行业趋势。本期栏目,我们有幸邀请到杰毅生物创始人兼CEO王珺博士。 王珺 杰毅生物创始人、CEO 浙江大学临床医学背景,英国邓迪大学细胞分子生物学博士。 2006年留学归国后进入浙江大学研究机构,是国内最早接触并探索新一代基因测序(NGS)技术的科研人员之一。自2007年起开展NGS技术研究,承担多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积累了丰富的科研转化经验。2010年参与创立贝瑞和康(后更名“贝瑞基因”),全面负责技术研发、产品注册、生产管理等工作,主导研发并成功注册了国内首个基于Illumina平台的无创产前检测(NIPT)IVD试剂盒及测序仪,为NGS技术在中国临床领域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2019年2月,正式创立杭州杰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公司以NGS与CRISPR/Cas为核心技术平台,结合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致力于开发“样本进、结果出”的自动化病原检测整体解决方案,并成功研发出全球领先的NGSmaster™全自动病原体建库仪。目前已累计完成50万人份病原NGS检测,与北京协和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国内顶尖医疗机构开展合作,在科研与产业化方面成绩斐然。 商业的本质是价值交换,创新的核心是解决问题。这句话放在王珺身上,恰是最好的注解。21年深耕分子诊断领域,从贝瑞和康的 NIPT 开拓者,到杰毅生物的自动化领航者,王珺的每一步选择,都在践行一套简单却稀缺的底层逻辑:医疗器械的创新,从来不是技术的自我狂欢,而是以临床需求为锚,做 “难而正确” 的长期事。 所有伟大的创业,都始于一个未被满足的需求。王珺的创业初心,藏在他的职业起点里。 本科读临床医学时,他亲眼见过太多患者因诊断滞后错失治疗时机;在英国攻读分子生物学博士期间,他发现前沿技术与临床应用之间隔着一道 “鸿沟”—— 实验室里的复杂技术,到了病房往往 “水土不服”。2006年回国接触高通量测序(NGS)后,这个痛点更加强烈:这项能精准识别基因序列的技术,操作却繁琐到需要跨多个实验室、耗时长,根本无法满足疾病 “争分夺秒” 的诊疗需求。 2010年加入贝瑞和康创业,他主导研发中国首个基于NGS的产前诊断产品,核心不是 “技术先进”,而是解决了唐氏筛查5% 假阳性率的临床痛点 —— 用外周血检测替代羊水穿刺,把准确率提升至近乎100%,既减轻了孕妇的焦虑,也缓解了医院的诊疗压力。贝瑞上市后,他选择再次创业杰毅生物,依然是瞄准了未被解决的痛点:分子诊断自动化程度太低,尤其是感染性疾病领域,传统培养方法检测周期长,阳性率易受抗生素使用等因素影响,难以满足急危重症患者。 王珺的逻辑很简单:医疗器械不是实验室里的 “艺术品”,而是临床一线的 “工具”。工具的价值,不在于有多复杂的参数,而在于能否解决医生的 “急难愁盼”。这也是所有医疗器械创业者的第一堂课:先找到临床的“真痛点”,再用技术去匹配,而不是先有技术,再找需求。 在分子诊断行业,曾有一个普遍的误区:技术越复杂,越能体现价值。但王珺的判断恰恰相反:真正的技术创新,是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让用户用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价值。 杰毅生物的首款产品NGSmaster™全自动一站式建库仪,是这一逻辑的极致体现。当时行业普遍认为 “NGS 自动化会牺牲准确性”,但王珺团队的目标很明确:把传统7-8小时的手工建库流程,变成 “无人值守” 的自动化操作。这背后是无数个 “难啃的硬骨头”:要将磁珠分离、乙醇清洗等十余个步骤整合进一台设备,还要保证四通道独立封闭运行,避免交叉污染,最终把血液样本的建库时间压缩至90分钟。 为什么要做这么难的事?因为临床需要。感染性疾病的诊疗,每缩短1小时,患者的死亡率就可能降低 5%—10%。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医院不仅要进行病毒检测,还必须准确鉴别感染性疾病患者的具体病原体,以更有效地治疗患者的合并感染,降低重症率与死亡率。2020年2月中旬,作为定点收治医院的金银潭医院内,仍有许多复杂重症感染患者亟待救治。杰毅生物团队依托NGSmaster自动化建库方案,在金银潭医院搭建起了mNGS院内检测流程,累计完成350人次的病原检测,为200多位重症患者提供了关键诊疗支持。 这场 “实战” 验证了王珺的技术逻辑:技术的价值,最终要通过 “临床可用性” 来验证。如今,杰毅生物构建了 “NGS+CRISPR” 双技术平台,依然遵循这一逻辑:NGS平台覆盖超过3万种病原体,聚焦于疑难危重感染患者的精准检测;CRISPR平台则致适用于常见感染的快速检测,可在30分钟内获得结果。两种技术协同作用,精准匹配临床诊断中的不同应用场景。 对医疗器械创业者而言,这是一个关键启示:不要陷入 “技术自嗨”,真正的创新,是让复杂的技术 “隐身” 在简单的操作背后,让医生不用懂原理,就能用得好;让患者不用等太久,就能享受到精准诊疗。 创业路上,有两条路可选:一条是做服务赚快钱,模式轻、见效快;另一条是做硬科技产品,研发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王珺选了后者。 2017年贝瑞基因上市后,他本可以坐拥行业红利,但他清醒地知道:服务模式的天花板在于 “依赖人力”,规模化能力有限;而标准化的硬科技产品,一旦突破技术壁垒,就能实现 “一次研发,无限复制”,既能服务更多患者,也能构建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但做硬科技产品,注定要走“难路”。杰毅生物刚创业时,想找合作方开发自动化设备,却被质疑 “没有先例,不知道市场体量”。王珺没有退缩,而是招了第一位机械结构自动化工程师,自己组建团队从零研发。最难的时候,团队连续数月扎根实验室,反复调试每一个零件、每一个程序,只为解决 “全封闭运行”“样本灵活添加” 等核心难题。 王珺的创业逻辑,正是刘润反复强调的 “长期主义”:所谓长期主义,不是盲目坚持,而是在看清商业本质后,愿意为 “正确的事” 付出时间成本。对医疗器械行业而言,“正确的事” 就是深耕临床价值、构建技术壁垒。因为这个行业的客户(医院、医生)最看重 “可靠性”,而可靠性,只能靠长期的技术积累和临床验证来建立。 抗疫的经历,更让他坚定了这个信念。当团队的设备在重症病房真正帮到患者,王珺明白:所有的艰难付出,都有了意义。做 “难而正确” 的事,或许短期看不到回报,但长期来看,市场会给出最公平的答案。如今,杰毅的产品已进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京协和等顶级医疗机构,覆盖30余家疾控中心,在全自动NGS建库领域占据绝对领先地位,这就是长期主义的回报。 从技术专家到企业CEO,王珺遇到的最大挑战,不是技术突破,而是组织建设。这也是很多技术出身创业者的共同痛点:习惯了“关注事”多于“关注人”。 创业初期,王珺和很多技术创始人一样,只关注 “项目有没有按时完成”“产品参数有没有达标”。但随着团队规模扩大,他发现一个问题:只关心事,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很难被激发;真正的组织活力,源于对 “人” 的关注。 这个转变,源于抗疫时团队的表现。当时疫情最严重,几位核心员工主动请缨,驱车奔赴金银潭医院,在封城的环境下坚守一个多月。他们义无反顾的背后,不是因为有高额的报酬,而是因为相信 “自己做的事情有价值”—— 技术能真正帮到患者。 这件事让王珺顿悟:企业的核心资产不是设备和技术,而是人;组织的核心竞争力,是让员工相信 “做的事情有意义”,并愿意为之奋斗。从此,他的管理逻辑从 “关心事” 转向 “关心人”:关注员工的成长,给技术人员足够的研发空间,给市场人员足够的支持,让每个人都能在企业发展中实现自我价值。 他在选择合伙人时,也遵循同样的逻辑:人品是底线,背景互补是关键。不找同质化的团队,而是吸纳技术、市场、管理等不同背景的人才,因为创业路上的挑战层出不穷,只有多元的视角才能应对不确定性。 对医疗器械创业者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技术和产品是 “硬实力”,组织和人才是 “软实力”。没有硬实力,企业无法立足;没有软实力,企业无法长久。只有 “硬实力” 和 “软实力” 兼备,才能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王珺的创业故事,给当下的医疗器械创业者提供了三个清晰的准则,也是他21年行业经验的浓缩: 以 “临床价值” 为唯一锚点 所有创新都要回答一个问题:这个技术 / 产品,能解决临床的什么痛点?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还是提升准确率?脱离临床需求的创新,再先进也没有意义。 坚持 “难而正确” 的长期主义 不要被短期的利益诱惑,去做模式创新的 “快钱” 生意。医疗器械行业的壁垒,在于长期的技术积累和临床验证。选择做硬科技产品,虽然短期艰难,但长期来看,会构筑起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 兼顾 “技术硬实力” 和 “组织软实力” 技术是立足的根本,组织是发展的保障。从 “关心事” 到 “关心人”,找到互补的合伙人,激发员工的使命感,才能让企业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持续成长。 “长期主义者,最终会赢。” 王珺的经历正是如此。他用21年的时间,深耕一个领域,坚守一个逻辑,从临床出发,用技术解决问题,用长期主义对抗不确定性。对医疗器械行业而言,这或许就是最稀缺也最有效的创业路径 ——不追求短期的爆款,而是构建长期的价值;不沉迷技术的复杂,而是专注临床的需求。 毕竟,医疗器械的终极价值,从来不是技术有多先进,而是能让多少患者 “第一时间获得精准诊疗”。这,也是王珺和杰毅生物的终极追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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