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城市是如何处理粪便的？

风云

中世纪的欧洲人和城市的卫生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 历史
欧洲中世纪似乎直到19世纪抽水马桶发明才解决了粪尿排污。请问古代中国城市是如何处理粪便的？
原文地址：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8043242

大力水手

答案是不处理，接近随地大小便。
1900年，西方列强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北京，这座被视为帝国心脏的都城，在他们眼中却是污秽不堪。
街道上满是粪便与垃圾，空气中弥漫着腐臭，几乎刺破他们从小在近代卫生制度中成长起来的嗅觉底线。
于是他们本能地做出反应，强硬地要求北京市民改变卫生习惯。他们迅速发布命令，要求各家各户清扫门前街道，若发现有污秽，不仅要罚款，还要先打一顿，以儆效尤。
“洋人最是嫌这个，便下了个命令，叫商家住户各自打扫门前的一段，倘有一点污秽，查出来是先打后罚。”
德国将军瓦德西入京后，主导成立了“管理北京委员会”，负责城市的治安、卫生等，管理委员会提出，所有街巷一律不准随地大小便，违者严惩。日常生活中如炉灰、秽土等也不得随意倾倒，无处可倒的垃圾，只能暂时堆积在家中。
这一命令刚下，便让京城居民苦不堪言。家中垃圾无法外倒，男人出恭要跑几里地，女人的秽物只得在屋里藏着。有人回忆起那段日子，用了句古话来形容：“活人被溺蹩死也”，可谓十分贴切。
在英美等国控制的区域，设立了专门的“公捐土车”，挨家挨户清运垃圾，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城市垃圾清运车。
为了杜绝随地排便的习惯，美国管理区在巷口建起了茅厕，供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收捐，专司清运，这堪称中国公共厕所的雏形。
到了1902年11月，除了德军所辖区以外，各国势力控制区的茅厕设施已经基本建成，基本满足日常所需。
北京城的公共卫生从此有了真正的转折点。
《启蒙画报》中曾刊登一首《防疫歌》，描绘当时联军如何清扫街道，惩治不守规矩者，其中有一幕颇为有趣：

有位老官出恭勤，墙角蹲身未久停。欲起不得曲躬行，忽闻橐橐皮靴声。此时情形真可笑，老官心中脱脱跳，张惶四顾魂胆销，裤带不见手纸抛。

一个官员正蹲在墙角方便，却突然听到皮靴声响，吓得魂飞魄散，裤带都没系好就慌张逃走。
这幅荒唐的画面虽然滑稽，却也是一种生动的时代写照。京城街头渐渐变得整洁，传染病也因此减少。
等到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之时，看到这番变化，不禁大为称赞洋人“能干”，竟将这套制度保留下来，成为清政府治理城市的一项新标准。
不可否认，这一切变化的背后都有殖民主义的影子。西方卫生文明是伴随着军队和侵略一同进入中国的。
联军在北京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屠杀还是掠夺，都不能被美化。但如果单从城市卫生的角度来看，他们确实在客观上推动了这座城市的现代化进程。
以往在夏天肆虐的瘟疫、霍乱等传染病，在卫生制度逐渐建立后有了显著的抑制。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场由殖民战争带来的卫生改造，是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东方传统社会的一部分。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殖民主义摧毁了东方那种看似平和却实际停滞不前的田园生活，这种摧毁“从人的感情上当然值得同情”，但也是历史不可避免的进程。
他进一步指出工业与商业的发展推动了科学与技术，也推动了人对自然的征服，建立了更高效、更系统的社会管理机制。这场人类社会的大地质变革，虽始于资本与炮火，但终将影响亿万人未来的生活形态。

队长是我

如果我说在中国曾经有这么一个城市：垃圾粪便平时都被满街随意倾倒，并且这些垃圾每逢下雨积水便会四处漂流；夏天温度上来了更是难以言表，整座城市就好像发起酵来，城里的居民连大气儿都不敢喘……


听到这些，你会相信这座城市就是曾经的北京城吗？另外你们知不知道从前的北京城还有一个别名，叫粪城？


前方“粪发涂墙”高能预警，正在进食的朋友请谨慎阅读


part.1 现在的胡同，曾经的粪场

  要问什么最能代表老北京城的特色，老城区里一条条的胡同们绝对能排得上号。只不过尽管胡同里的四合院安静宽敞，条条幽深的街道京味十足，但它们仍旧逃不过“便便的支配”。   早些时候没有冲水马桶，下水道规划不完善，更没有抽粪机器，各种旱厕中堆积的排泄物只能靠人工掏出来。后来胡同里的旱厕被改的差不多了，可对于住在里面的人们来说，上厕所依然是件麻烦事儿。



▲2013年的早上，某条北京胡同里穿着睡衣倒尿盆的阿姨 | 来源：微博

胡同里除了那些住得起独门独院，早早就自己通了下水道的大户人家，住小院儿或者挤在大杂院中的居民不论贫富贵贱，都是要排队等公厕的。哪怕你是天后王菲，只要住进了胡同也一样得捏着鼻子，和街坊邻居们一起挤公厕。



▲港媒拍到的这张照片曾轰动一时 | 来源：微博

公厕相比较曾经的旱厕，或者随地拉撒自然是要干净太多了，不过这数量上来了，就不可能没味儿。更何况很多老胡同里的公厕还都是不带门儿的……   所以也就有不少人调侃：还是北京的胡同里最有“味道”。  



▲图片来源：微博

除此之外，北京城里更是有过这么一个专门收粪和晒粪的胡同，它的名字也很形象：粪场……虽然现在已经改名叫奋章了（原谅我还是无法直视它）。   至于这条胡同的改名也很有意思。  曾经京剧名角郝寿臣因常年在北京演出，就决定在北京置办个房子。他寻摸了一圈看中了粪场胡同这个地方，地方安静，去戏院子又方便，可唯独这个胡同的名字实在让人糟心。



▲“花脸宗师” 郝寿臣扮演的曹操 | 来源：@京剧艺术

为了不住“粪场”里，老爷子便将自己把“粪场”二字改成“奋章”的想法呈报给了当时的北平市长，随后“粪场胡同”才变更为“奋章胡同”。


如今坐落在奋章胡同53号的郝寿臣故居已作他用。这个曾经的大粪处理场中的房产均价也已经超过十三万。真应了那句“今天你对我爱答不理，明天我叫你高攀不起。”
part.2 这片儿地界的便便被你承包了

  别慌，我说的不是你，更何况你也没这手艺（我也没有）


之前旱厕的粪坑不管挖多深，容量总归有限，很快就会被填满影响居民使用，于是一个专门处理粪便的行业就应运而生了。他们的装备很简单，一个捞粪的粪勺，一个装粪的粪桶，有的还有一辆运粪的车。  过去北京管这些从业者叫“粪夫”，讲的难听的叫这些人“掏大粪的”、“粪猴”，好听点儿的名字也有，叫“采蜜人”（咳咳咳）……  



▲图片来源：北京晚报

粪夫的主要工作是把收来的粪便晒干，卖给种地的农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京的粪夫数量就曾达到四五千人，由此可见行业规模。



▲图片来源：爱历史

早期粪夫群体虽不断壮大，可需要干的活儿却是有限的。能抢到活儿，就能把晒干的粪便卖给农户换钱。没抢到活儿就只能喝西北风。为了生存，粪夫间不免产生冲突。更有甚者，直接大打出手。  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到了康熙年间，为了解决争端，大家就开始商定出了解决办法，也就是对粪夫的劳动场地进行区域划分，在某个区域经常劳动的粪夫就可以承包这片区域的便便。粪夫行业的“粪道制度”也由此诞生了。



▲农户用来购买化肥也就是粪便的“粪票” | 来源：互动百科

粪道可分为三种，“旱道”、“水道”与“跟挑道”。  “旱道”的粪夫要到旱厕掏便便，“水道”提供的服务是专门为住户刷马桶，粪夫不用掏粪而是每月领取工资。“跟挑道”的粪夫就略惨，他们要随着水道粪夫，收取马桶内的残留物，“收成”（粪便）少又费劲。不少住户心里不落忍，会给“跟挑粪夫”一些小费。   



▲图片来源：爱历史

粪夫中除了这些分好粪道的正式粪夫，还有一些散户，他们没有固定的粪道，大多在犄角旮旯拾粪，被称作“跑海粪夫”。   粪夫的年龄基本在三四十岁，吃的都是苦中苦，却没有成为人上人。他们的收入往往比人力车夫还低，生活相当贫苦。他们每天要在住户上厕所的早高峰前来到粪道，将旱厕打扫干净。再把掏来的粪便送到附近的粪厂。  运粪的工具十分简陋，木制单轮推车，两旁放着没有盖子的粪筐。没有推车的背木桶，上面也没有盖子。粪夫整日都要在臭气熏天的环境里穿街走巷。



▲图片来源：爱历史

为啥这么苦，还有这么多人当粪工？  北京的粪工大多来自山东。他们的老家人多地少，靠种地很难活不下去。总之一句话，都是为了恰饭。  尽管粪工的生活这么艰苦，可还是有人靠着压榨粪工活成了土豪。分到的粪道就属于粪道主的“资产”了，粪道主享有“粪道权”，可以将粪道倒卖给他人。一条粪道值多少钱？根据马桶有无、地区、户数、产粪量不同，粪道能卖的价钱就不同。“房产可以放手，粪道是绝对不能放手的。”这是粪霸们始终信奉的秘诀。



▲民国初年粪夫用来找粪厂领取工钱的工牌 | 来源：魔宙

在清光绪年间，一般普通的粪道值几十两银子。到民国时期，行情看涨，粪道的价格更是涨得厉害，百户的粪道一度增至五六百元。



▲周边人口越多，粪道就越值钱 | 来源：魔宙

有些粪道主更是开起了粪厂，掏粪、收粪、卖粪产业一条龙，肥水都流进了自己的口袋。而北京的“粪城”蜕变史，其实也就是一个消灭粪道主粪霸的过程。
part.3 摆脱“粪城”包袱，可真是太难了

  北京的公共旱厕在被全部改为冲水厕所之前，粪便的处理基本只能全靠粪夫。粪夫行业的管理问题，不管是清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伤透了脑筋。  光绪三十二年，在前门、宣武门和崇文门外的范围内创立“肥业公会”；  民国十七年，“肥业工会” 更名为“北平特别市粪夫工会”，会内设监事、理事、常务理事，会外也设了六个支部；  民国七年，市政府意图改善粪夫行业，拟对全市粪夫发给号衣，粪车、粪桶上加盖。遭到粪夫反对，计划扑街；  1934 年，政府想把粪权收回归公。遭到粪夫集体反对，甚至罢工示威。计划扑街。  ……粪权之争几次三番，粪道占有制度直到新中国成立依然存在。据北京市人民政府的调查：当时北京市仍有粪道1857 股，粪夫一千多名。  1951年11月3日，《关于改革粪道制度的布告》正式发布，宣布“废除封建的粪道占有制度，一切粪道厕所都归卫生局管理”。之前欺行霸市的粪霸这才被依法处置。之后随着粪便处理行业的不断改善，粪工人数也在减少。



▲当时对《关于改革粪道制度的布告》的报道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北京市所有的公共旱厕都改成冲水厕所，妈妈才再也不怕我一低头就看到便便了。  与此同时，真空吸粪车也开始被大力推广使用。到了七零年代中期，北京城区四合院的 8.5 万户公厕基本改造完毕，并且新建了2879座街坊厕所。大部分地区的厕所粪便也不用人力清理了。



▲北京大栅栏地区的廊坊二条胡同 | 来源：新华网

八零年代，为了使公厕管理和使用更加规范和方便，北京市区的公厕进行了分类改造和建设。并且北京市政府于 1989 年公布了《北京市公共厕所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从法律的角度加以规范。  这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当时经费不足，提高公厕硬件水平就成了难题。为了解决困境，1989 年北京市政府制定了“公厕收费，以厕养厕”的政策。可当时老百姓免费上公厕都成了习惯，哪有上个厕所还交钱的道理。因此反对声很大，甚至有人为了省这块八毛，随地大小便。


2000年12月23日，六名粪夫最后一次将东城区内务部街57号院的两个死坑旱厕清理干净，并将旱厕填埋，也亲手结束北京城“粪夫”的历史。  



▲北京城最后的背粪工 | 来源：人民网

虽说“粪夫”的历史结束了，可北京摆脱“粪城”包袱之路并未彻底终结。比如虽然不少新改造的四合院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洗手间，但要想在众人合住的大杂院里建个厕所也不那么容易。至于胡同里的公厕，数量少了早上不够用得排队，多了又会被靠近的住户嫌弃……



▲图片来源：摩尔新搞笑

好在随着“公厕革命”的一轮轮地进行，北京老城区现存的公厕配置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最起码夏天有换气系统，冬天有挡风门帘，出门在外上个厕所终于不再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了……


关于公厕 你有什么想吐槽的吗？  


[1]金祥瑞.北京的粪夫与粪阀[J].武汉文史资料,2016(06):41-44. [2]王煦.清洁之战:民国时期北平的粪夫群体与清污体制改革(下)[J].文史天地,2015(05):7-11. [3]杨斯沫. 北京胡同旅游形象传播研究[D].北京工商大学,2015. [4]王煦.民国时期北京的粪夫群体与清污体制改革(上)[J].文史天地,2015(03):10-14. [5]白恩宇. 北京公共厕所建设与管理的研究[D].天津大学,2013. [6]胡源.“卫生”进京后的粪权之争[J].科技潮,2008(10):44-46. [7]马铁汉.郝寿臣故居[J].中国京剧,2007(03):64+70. [8]匡国良.北京名人故居困境调查[J].中国文化遗产,2006(02):10-29+6. [9]张清常.北京地名谐音改字试析[J].中国语文,1994(03):197-200. [10]北京青年报. 北京明年将改造提升800座公厕.2018.12.14.

检验医师

一，民国时候的中国大都市，粪便是一门值得努力到垄断的生意
早先看《北京往事谈》，得知以前的北京有“粪夫”这种职业，还以“粪道”来划分彼此的势力范围。看了很多论文后发现，这并不是北京的专属，在明清至民国，各大城市都有粪夫，从事着整个城市市民排出的屎尿的清运工作。和大家现在的理解不同的是，粪夫运粪，不像现在这样给钱才干活，而是自己掏钱，才能抢到这个差事，而且竞争很激烈。因为，那个时候屎尿是值钱的东西，农民们把它们作为肥料买入，干粪有干粪的价码，湿粪有湿粪的价码，富人的粪因为营养好，所以价格高，穷人的粪没营养，价格低。
粪夫都愿去好地方掏粪，日久自然生出利益之争。到明嘉靖年间，争粪引发的吵闹斗殴已经很多。据说到清初康熙年间，粪夫们一致决定，停止争斗，立下字据签名画押，正式划定了各自经营的“疆界”，也就是粪道。不过这是粪夫们瞎说的，事实上他们划分的粪道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官方认可，这是个靠江湖规矩执行的领域。粪道就是势力范围，代表着背后几十户、数百户人每日产出的屎尿，还有帮人洗马桶的收入。想要粪道可以靠买，也可以靠抢。粪道的价格不低，据说在清光绪年间，一股普通粪道就值几十两白银。进入民国后，粪价陡增，20世纪20年代，能收取100户左右粪便的粪道，价值高达银元五六百元。30年代北京经济不景气，粪便价格下跌，也能卖到二三百元。
20世纪30年代，北京约有粪夫四五千人。拥有粪道的“道户”约有1000家，拥有粪厂的“厂户”约有400余家。其中的部分人又有粪道、又有粪厂和厕所，成为了“粪商”，有奴婢有小弟，霸占粪道，豢养打手，垄断操纵粪肥价格，变成名副其实的“粪霸”。上海、南京、广州……很多大城市也都是这种情况。上海粪夫有4000人左右。他们按照出身的地区，分成几帮：苏北帮人数最多，占十分之七；苏州帮约占十分之二；江南帮主要是常州、江阴一带的农民，约占十分之一。 粪夫倒马桶的地段分得很清楚，每条马路每条弄堂都有固定的粪夫管，不容他人染指。如果“同行”要想多倒一家的马桶，相互间就会打得头破血流。
（老北京城外的露天粪场。大粪会在这里被制成粪饼，卖比较高的价格）

二，包括北上广津宁在内的大都市，都曾发生过“粪潮”
史书中容易读到的是政局变迁、文人风月，比较难读到粗陋的琐事。比如北上广等城市都出现过数次粪夫罢工闹事，导致半个城臭气哄哄的事情，就一般不被记在常见的史书中。
从明至民国，粪夫江湖一直遵守着江湖的规矩，与普通人相安无事。粪夫之间偶尔发生因争夺粪道导致的争斗，彼此用粪叉粪勺大打出手，导致粪便淋漓。1925年3月11日的北京《晨报》上，就报道了一场“粪夫之争屎战”，最后出动了大批警察才压下去。这场恶斗导致轻伤11人，重伤“卧地不语”者两人。不过这些殴斗集中在粪业之中，造成的不良影响也局限于一小处，构不成大的事件。
真正的冲突始于民国，从政府试图将粪便清理收归统一管理的时候。从20世纪初开始，几个城市先后出现了因为粪夫不服现代管理、不愿将利益出让而导致的“请愿”或罢工行动。
1925年5月，北平警察厅限令宣武门外黑窑厂21家粪厂迁出城外，粪厂“相率罢业，以相要挟。至下午三时余，贾家胡同、潘家河沿、粉房琉璃街、南横街等各巷住户及各厕所粪秽狼藉，便桶漫溢”。罢工持续了5天，最后因各粪厂存粪告罄，无法维持营业，又恐粪道被他人抢去，方恢复掏粪。1925、1926年，市政公所、警察厅接连要求粪车加盖，并改制木桶代替荆条筐。“粪夫竟严词拒绝，并大罢工数日，当局无奈，只得取消原议，向粪夫赔罪，于是粪夫才复工”。
上海、广州也都有过类似的事情，广州在1924-1927年粪工曾数次罢工，广州城几乎成了“尿广州”。上海的风潮来的较早，1912年就开始了，因为市政厅欲以清洁所代替传统的粪工、粪道制度，引起了粪工们的不满，粪工帮派数次冲进清洁所打砸。

三，大都市的公共卫生现代化，都是（消）灭（粪）霸的过程
什么圈子一旦结成利益集团，想改变就会非常难。每个城市的公共卫生现代化，都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都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北平市数次对粪夫工作进行制度化管理，如要求其改封闭车、粪车加盖、规定粪车通过时间等，都遭到了粪夫们的反对。后来试图对粪夫进行登记，也因粪夫置若罔闻而无法进行。
1933年，袁良当上了北平市长。这是一个曾留学日本、出身警官的强势人物，并且携南京中央“整顿北方政治”之命而来。上任大刀阔斧，加强市政管理，其中就包括对粪夫的整顿。
1935年10月，市政府决定取消粪道制度，将全市粪业收归市营。这一次的计划不可谓不周密，对于粪夫们的利益也都有考虑，由政府出钱向粪夫购买粪道，再由政府重新招募雇佣粪夫。然而，得到消息的“粪业工会”依然组织了抗议，11月1日，1500余粪夫“仪容端肃，均右手持粪勺，背背粪桶，俨若全副武装”，到铁狮子胡同平津卫戍司令部门前示威请愿，要求“对收买粪道，改订粪车，出入城时间，请勿变更办法”。卫戍司令部派出经理处处长、副官长接见了请愿粪夫代表，好言抚慰，表示新计划“尚未实现，望安心照常工作”。粪夫们得到官方承诺，也不纠缠，很快散去。 游行示威成功后，粪业头面人物在北平城内某大饭庄大摆筵席，庆祝胜利。
1936年6月17日，“北平市改进粪便事务委员会”成立，政府出面，把粪业大佬也拉了进来，找了个大粪商做处理粪便事务所主任。然而粪夫们并不买帐，他们又组织了游行，反对使用新粪具和按照官方规定的路线通行，并将卫生所的新式粪车砸毁，将数十辆粪车堵在道路当中。
不过这次政府的决心比较大，他们一方面采取强硬手段，逮捕领头人，按照“妨碍公务”提起刑事公诉，一方面分化粪夫们，给其中较早登记的粪夫们分派了粪道和公厕，并发放了新式粪具。事务所还接洽卫生局，准备调用清洁班夫役18人，接替拒不登记的粪夫工作。拉锯到1937年6月，绝大部分粪夫都被争取过来，在官方做了登记，接受了管理，污物管理改革终于基本完成。
上海的改革从民国初建就开始了，而且进展得颇有章法，这得益于租界已早有可供参照的管理方式。1912年1月，上海市政厅仿照租界在城外东区、南区开办清洁所，并招标了一个人来管理，他有权在辖区内清运粪便、清洗马桶。这一打破粪夫们垄断的行为引起了粪夫们的不满，整整1912年，粪夫们多次组织群体事件，打砸清洁所、发传单、夺倒粪秽。但市政厅因在改革之处就做了充分准备，做好向群众的宣传工作，弹压闹事的为首分子。经历了一番闹事却一无所得的粪霸们，在第二年也参与了竞标，环卫改革就这样导入了正轨。

带图版可见：https://zhuanlan.zhihu.com/p/41474234

队长是我

@秋原 @废名 等大佬谈到了清代和民国的情况，我来补充一个宋代的。
答案是：被韩贼等群牧司的宵小之辈给吃了。
《宰执天下》第4卷第44章：

群牧使为群牧司长官，专领本司公事。大事与群牧制置使——此一职位由枢密使或副使或同签书枢密院公事兼掌，现在做兼职的是吕公著——同签署，小事遣副使处理，余事专决。
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官职，与掌管财政的三司是平级的中枢机构，并不归于中书门下管辖。许多时候，担任群牧使的官员还能兼一个翰林学士，与参知政事只有一线之隔。现任参知政事元绛就是从群牧使任上被提拔上去的，当时他便兼着翰林学士一职。
这是个很轻松的衙门，在新法将手触探到马政之后，许多的原本属于群牧司的职权，转到政事堂的手中。使得群牧司只剩下监查诸马监和掌管茶马互市的权力。
这也是个很有油水的衙门，“三班吃香，群牧吃粪”的俗语，就源自于可以贩卖粪肥充作小金库的群牧司。

检验医师

前面一位答主已经提到了捡粪。俺补充几句吧。
光靠捡粪都不行了，必须动用黑白两道的势力去抢粪，形成了一个利益驱动的掏粪产业。
就以北京为例，过去北京城没有排粪管线，都是旱厕，需要掏粪工登门入户清理。但根本不用给掏粪工清理费。因为在没有化肥工业之前，人畜粪便是主要肥料，因此城市人口的粪便，都是具备回收价值的农肥资源，并形成了一门粪便回收、加工产业链。
出现了很多粪霸，他们动用自己的势力，霸占某片居民区几条胡同的“采粪权”。掏粪工要给这些粪霸定期孝敬保护费，受其剥削，然后才能到这个地区登门掏粪。建国初期，全国文明的劳模时传祥，就是在北京宣武门一个粪霸手下的掏粪工。掏粪工清理集中的粪便，运到粪场，加工成粪干，卖给需要粪肥的农民。
因为觉得“掏粪”不好听，旧社会给掏粪起了一个含义完全相反、非常美好的代称——“采蜜人”



在北京和北方地区是这样，在南方也类似。
比如说上海青帮头目黄金荣的老婆桂姐，有个外号，叫“母粪大王”，就是指她的黑恶势力霸占上海法租界的粪车行业。她手下这些粪夫，每天推着粪车去各家各户收粪桶。
我以前在知乎写过一个京城“四霸”的答案，里面就提到粪霸（另外三个是水、车、米）。已经有营销号把我这片文章盗发到百度百家了：
京城四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