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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有人天真到以为“引蛇出洞”只是恼羞成怒后的举措?而且当时斗争的对象又何止知识分子。
以安徽省为例,当时连农民群体都成了“百花齐放”的对象。像临泉县委就直接在电话会议中专门安排了“辩论步骤和标准”:
第一步,用五天时间了解情况,为大鸣大放作思想和组织准备
第二步,在干部群众中开展大鸣大放,以使农村里的“牛鬼蛇神”出洞
第三步,用20天时间,围绕组织、作风、思想、经营、分配、纪律等6个方面的问题整顿
第四步,用12天左右的时间开展“大辩论” 而所谓的“辩论”手段,则是这样的:
临泉县黄岭区在2月18日的扩大干部会议上,区委书记韩世田就要求各社、队搭“辩论台”,对抵触工作的开展辩论、斗争,结果全区6个乡发生打骂、捆、吊群众490余人。
区委副书记许德也在洪河工地上要求“对不服从领导、说怪话、懒汉可给画眼睛,背上插旗游,河工、民工回家不来给封门。”结果双刘社封了4户门,并将农民李治昌绑送治河工地。
区委副书记张启德在主持崔老家乡辩论会时,叫辩论对象跪着,并向社、队干部明言:“不要学小脚姑娘,权力下放到队,只要为工作,乡里给你们做主”,张本人亲自将4人(其中党员2人)戴上笼嘴子游村,全乡打骂、捆绑130余人。
阜阳地委农工部在事后的调查中发现,类似临泉这样的乱象并非个例,而是全区的普遍现象,及至调查之时,全区已有12人因辩论自杀,足见“辩论”之激烈。
<hr/>话说回知识分子,其实早在事情之初,人们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在当时,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罪过:
通过政府、领导及社会舆论对教师的大量思想工作及动员,“解决了怕报复、怕做右派、怕提了无用等思想顾虑”。多数师生己经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鸣放过程中只是有可能会犯错误,但不鸣放却必然是错误的。此后大量师生或自愿或被迫的投入大鸣大放之中,中小学校的鸣放运动很快发动起来。[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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