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引用本文:李玲璘, 黄钰媛, 郁金泰. 阿尔茨海默病诊断新进展[J]. 中华医学杂志, 2026, 106(31): 3310-3315. DOI: 10.3760/cma.j.cn112137-20260417-01047. 通信作者:郁金泰,Email:jintai_yu@fudan.edu.cn. 摘要 阿尔茨海默病(AD)是一种以认知、功能和行为障碍为主要表现的神经退行性疾病。该病可显著增加失能及生活依赖风险,并对全球医疗和社会照护体系造成巨大压力。在生物标志物出现之前,AD的明确诊断仅能通过尸检实现。如今,基于β淀粉样蛋白、tau蛋白和神经变性的AT(N)框架逐渐完善,脑脊液、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与血液标志物(如磷酸化tau蛋白217、β淀粉样蛋白42/40、胶质纤维酸性蛋白等)已可用于表征AD的复杂演变特征,并为分层决策提供依据。该文系统梳理了AD前沿证据与典型诊疗路径,重点讨论血液生物标志物的诊断价值、多指标联合的决策增益,以及蛋白组学的应用前景,同时提出生物标志物的分层应用路径,并进一步分析检测实施、临床转化及特殊情境下结果解读的关键问题。这些进展有望更有效应对AD的异质性与复杂病理,并为AD发病机制研究、早期诊断、病程监测及疗效评估提供更坚实的支撑。 关键词:阿尔茨海默病;诊断;AT(N)框架;血液标志物;蛋白组学;精准医疗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 disease,AD)是最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之一,占所有痴呆病例的60%~70% [ 1 ] 。随着全球老龄化加剧,AD的发病率持续上升,将给社会和患者家庭带来重大负担。传统临床定义强调,AD是由其特异性病理改变引起的认知障碍,主要表现为记忆减退、语言能力下降及精神行为异常,最终导至患者独立生活能力的丧失 [ 2 ] ,而当前基于生物标志物的定义更强调其核心病理生理改变,其核心病理特征包括β淀粉样蛋白(amyloid-β protein,Aβ)聚集形成的淀粉样斑块,以及磷酸化tau蛋白(phosphorylated tau protein,p-tau)聚集形成的神经原纤维缠结。 AD的诊断已从以临床综合征为中心转移到以生物学证据为锚点。2018年,美国国家老龄研究所和阿尔茨海默病协会提出了以Aβ、tau病理(tau,T)和神经变性或神经元损伤(neurodegeneration,N)为核心的AT(N)生物标志物框架 [ 3 ] 。本文重点聚焦于体液(尤其是血液)生物标志物、蛋白组学和基于AT(N)框架的分层诊断路径,旨在从生物学角度系统探讨AD诊断的新进展。笔者将关注不同检测技术在真实临床路径中的定位,强调AD诊断正在由单项标志物评价转向多模态互证和分层决策,并讨论这些工具的合理应用。 一、AT(N)框架及其多模态互证 如今,AT(N)框架已逐步走向临床实践,并成为记忆门诊中连接临床表型与潜在病理的重要“共同语言”。AT(N)框架的A代表Aβ-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或脑脊液(cerebrospinal fluid,CSF)Aβ42/40,T代表tau-PET或CSF p-tau(如p-tau181、p-tau217),N通过内侧颞叶萎缩,18F-脱氧葡萄糖(fluorodeoxyglucose,FDG)-PET低代谢,CSF总tau或血浆神经丝轻链蛋白(neurofilament light,NfL)等指标反映神经变性。N轴指标缺乏AD特异性,更适合用于疾病严重程度和并存病理分层。 欧洲及北美多中心队列研究发现,临床诊断为AD痴呆的患者中,约有相当比例并不满足A +T +模式,而部分临床表型不典型或轻度认知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的患者却已处于A +T +连续体内,提示仅凭症状和结构影像难以准确推断潜在病理 [ 4 ] 。在认知受损的人群中,A轴状态主要决定个体是否处于AD连续体,而T轴和(N)轴可用于预后评估和分层管理。进一步的多标志物时序建模量化了这一顺序:Aβ指标最早偏移,其后为p-tau(尤其是p-tau217),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GFAP)或NfL水平的显著升高多见于临床期前后 [ 5 ] 。 在基于中国认知正常成人的大样本队列(Chinese Alzheimer′s Biomarker and LifestylE,CABLE)中,研究者利用CSF Aβ42、p-tau和总tau的截断值,将受试者分为生物学正常、AD病理改变和AD连续体等类别,结果提示,在无明显认知症状阶段,已经有一定比例人群处于A +或A +T +状态,并与心血管及代谢性危险因素的累积呈剂量-反应关系 [ 6 ] 。国内的**解剖学研究通过对比研究对象生前CSF或PET指标与死亡后脑组织病理,发现早期病程中Aβ相关标志物对神经斑块负荷更敏感,而在中晚期,p-tau及结构萎缩等T轴或(N)轴指标与神经原纤维缠结负荷及临床严重程度更为一致 [ 7 ] 。 在临床实践中,多模态互证应围绕A、T、N三个病理维度分层选择。结合AT(N)框架及近年临床实践建议,较常用的组合包括 [ 8 ] :(1)血浆p-tau217,可根据需求联合检测Aβ42/40,主要用于初筛;采用两阈值灰区策略时,可将血液检测阴性者随访观察、阳性者进入后续诊疗评估,而当灰区或临床判断不一致的时候可升级CSF或PET确认。(2)CSF Aβ42/40联合CSF p-tau181或p-tau217,用于体液层面确认A轴和T轴异常,适合血液标志物灰区、非典型表型或需提高诊断确定性的患者。(3)Aβ-PET联合tau-PET,适用于常规评估后病因仍不明确、年轻起病、非典型AD或需判断病理负荷和分期者。(4)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可根据需求联合FDG-PET、NfL或GFAP,主要用于评估神经变性、脑血管病负荷和其他非AD病因。 当多模态结果不一致时,应优先判断A轴证据是否成立,再结合T轴和N轴。血浆p-tau217处于灰区或轻度升高,而Aβ-PET阳性或CSF Aβ42/40降低时,提示患者可能处于AD连续体较早阶段,或血液标志物尚未达到明确阳性水平,可结合CSF p-tau、tau-PET。若p-tau217升高但Aβ-PET阴性或CSF Aβ42/40正常,则不宜直接诊断AD,应考虑检测平台差异、前分析误差、肾功能下降、脑血管病及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等因素。Aβ-PET阳性而tau-PET阴性多见于AD病理早期,也可见于高龄个体Aβ沉积与当前症状相关性不足的情况,需结合临床表现、CSF p-tau、MRI、FDG-PET及纵向认知变化综合判断。Tau-PET阳性而Aβ-PET阴性时应考虑非AD tau病理、非特异性结合或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对于N轴阳性而A轴或T轴阴性的患者,更应考虑非AD神经损伤或共病因素,如脑小血管病、额颞叶变性、路易体病或系统性疾病。因此,如何利用更便捷的方法对AT(N)维度进行初步判断和分流成为推动AD生物学诊断临床落地的关键环节。 二、血液生物标志物 随着高灵敏度免疫分析和质谱技术的发展,血液生物标志物在AD诊断中的地位快速上升。多项系统综述与指南指出,血浆p-tau及相关标志物在识别AD病理、风险预测和临床分流方面已具备可临床转化的潜力,特别适合作为专科路径中的初步筛查和分流工具 [ 9 ] 。 (一)血浆Aβ标志物 血浆Aβ42、Aβ40及Aβ42/40是AD血液生物标志物中反映A轴病理的重要指标,其中Aβ42/40较单独Aβ42或Aβ40更能校正个体间Aβ生成量及外周代谢差异。血浆Aβ42/40可较准确判断当前Aβ-PET状态,并可预测未来Aβ-PET转阳,提示其在临床前期和早期AD诊断分流中具有价值 [ 10 ] 。8种血浆Aβ42/40检测方法的头对头比较进一步提示,部分质谱平台识别Aβ-PET阳性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为0.82~0.85 [ 11 ] 。与CSF Aβ42/40 相比,血浆Aβ42/40在诊断层级上存在明显差异。 CSF Aβ42/40更直接反映中枢Aβ代谢;血浆Aβ42/40浓度更低,且更易受外周Aβ来源、血脑屏障转运、肝肾清除、样本处理和检测平台影响 [ 12 ] 。血浆Aβ42/40与CSF结果总体方向一致,但灰区、早期病理阶段或平台差异较大时应进一步通过CSF Aβ42/40、CSF p-tau或Aβ-PET进行确认。 (二)血浆p-tau生物标志物 近期多项多中心队列研究及meta分析显示,血浆p-tau217在区分AD与非AD疾病、预测Aβ-PET和tau-PET阳性方面表现最为突出,诊断效能已接近CSF标志物。其预测Aβ-PET阳性的AUC可达0.92~0.96,预测tau-PET阳性的AUC可达0.93~0.97;采用“两阈值和灰区”策略时,阳性预测值或阴性预测值可接近95%,并能在记忆门诊通过两步分流:先血液检测,仅对灰区进行CSF或PET [ 13 ] 。在现有血浆p-tau亚型中,p-tau217总体诊断效能最佳,其合并灵敏度约为88.1%,合并特异度约为88.7%,是目前最具临床转化前景的血浆p-tau指标之一 [ 14 ] 。从病理时间轴看,血浆p-tau217升高多发生于Aβ病理异常之后、tau-PET显示明确纤维状tau沉积之前。在Aβ-PET阳性而tau-PET尚阴性的认知正常个体中,血浆p-tau217已可升高,提示其可捕捉Aβ诱导的早期可溶性tau磷酸化改变。不同检测平台下血浆p-tau217异常可与Aβ-PET转阳大致同步或提前1.5~4.4年出现,而较tau-PET阳性约提前4.7~5.4年 [ 15 ] 。 血浆p-tau217与Aβ相关指标联合可进一步提高早期AD病理识别的置信度。p-tau217联合Aβ42/40或构建相关比值模型,在认知正常、临床前或低Aβ负荷人群中有助于识别早期Aβ病理。最新临床建议亦主张在专科及高危人群中将p-tau217作为首选血液学检测指标,再决定复测或升级行CSF或PET检查。p-tau217在记忆门诊场景中可进一步提升诊断准确性及临床信心。中国人群研究同样证实p-tau217及其与Aβ的比值具有良好校准度和诊断效能,并给出候选阈值支持本地化应用 [ 16 ] 。 (三)GFAP与NfL 除p-tau外,GFAP和NfL是近年来广受关注的血液标志物。多项纵向研究和系统综述显示,血浆GFAP水平在AD连续体中随病程进展而逐渐升高。该指标不仅有助于区分AD痴呆与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还与Aβ-PET、CSF Aβ及tau水平密切相关,并对MCI向AD痴呆的转化具有一定预测价值。部分研究报道其相关判别效能的AUC可达0.86以上 [ 17 ] 。 在认知正常阶段,GFAP即可能随Aβ病理负荷增加而升高,而NfL在病程中后期与认知下降速率和神经变性程度关联更为紧密。同时,多种血浆标志物的比较研究显示,GFAP在反映Aβ负荷及疾病进展方面的灵敏度较高,而NfL更适合作为疾病活动度和神经元损伤的动态指标 [ 18 ] 。近期临床试验方法学研究也提出,将血浆GFAP作为抗Aβ或抗tau药物临床试验中的次要终点,用于监测疾病活动度和治疗反应 [ 19 ] 。 (四)多指标联合与决策增益 多指标联合模型如p-tau217、GFAP、NfL、Aβ42/40组合可显著提升对Aβ-PET阳性与AD发病风险的判别力,并在净重分类与决策曲线分析上优于任一单指标 [ 20 ] 。甚至当p-tau217与GFAP或NfL同时升高时,对AD痴呆和全因痴呆的预测效能显著增强,阴性预测值可达约95%,提示联合模型在临床前期筛查中的应用潜力 [ 21 ] 。此时,国际指南更加关注如何构建和解释AT(N)标志物组合的共识。在专科或者高危人群中,可采用血浆AT(N)标志物组合,并结合年龄、性别和载脂蛋白E(alipoprotein E, APOE) ε 4等基本信息,为后续是否进一步完善CSF或PET提供更具可解释性的生物学依据 [ 22 ] 。对于中国人群,以p-tau、Aβ42/40为核心并联用GFAP或NfL的标志物组合,在临床与社区队列中同样表现稳健;即使在跨平台检测和样本处理差异条件下,其AUC和校准度保持良好,支持其在统一前分析流程与室间质量评价(external quality assessment,EQA)体系下作为是否升级CSF或PET的判定依据 [ 23 ] 。现有血液生物标志物多围绕Aβ、tau及神经损伤等既定病理通路展开,但对于更早期的风险预测仍存在一定局限性。 三、蛋白组学 近年来,大规模蛋白组学研究将AD血液标志物从少数候选蛋白扩展至上千种循环蛋白,为临床前风险识别和分型提供了新的思路。在中国受试者的研究中,基于1 300余种蛋白构建的多蛋白面板可区分AD或MCI与认知正常对照组,提示多蛋白组合优于单一指标 [ 24 ] 。大型人群随访进一步将应用前移到了临床发病前10~15年:在UK Biobank数据库约5万名老年人中,基于1 400余种蛋白的模型预测远期全因痴呆、AD和血管性痴呆均显示出高判别能力,AUC接近0.9,其中GFAP是表现较为稳定的单一预测因子之一 [ 25 ] 。另一项研究进一步将多种循环蛋白整合为蛋白组风险评分,用于评估个体未来发生痴呆、心血管事件和死亡等多种结局的风险 [ 26 ] 。 此外,蛋白组学也有助于从脑老化和疾病发生机制角度理解AD风险。基于大样本数据构建的蛋白组学脑龄研究发现,血浆蛋白随年龄呈阶段性变化,脑龄差增大与不良脑结构改变及脑疾病风险升高相关 [ 27-28 ] 。纵向研究进一步发现,新发AD病例在临床诊断前已出现一系列蛋白表达改变,为识别早期病理通路和潜在干预靶点提供了线索 [ 29 ] 。 四、分层诊断路径:生物标志物的合理应用 随着AD相关生物标志物从研究场景逐步进入临床实践,当前问题已不再是缺乏标志物,而是如何在真实世界中根据患者风险、就诊场景和诊断目的,合理选择检测项目。为提高诊断效率并减少不必要检查,AD诊断流程可大致拆分为三级:(1)基层与体检场景,侧重风险识别与初步筛查;(2)记忆门诊,侧重精细分流与确证检查决策;(3)专科随访与管理,侧重生物学分型后的治疗与监测。 (一)基层与体检 在社区或体检场景,仍应以简短认知量表、主诉以及家属问卷和常见危险因素为入口。近年的中国专家共识已将简短认知筛查和危险因素评估纳入前驱期AD筛查流程,鼓励在高危人群中进一步采用血液标志物为门槛工具 [ 30 ] 。根据筛查结果再决定是否需要MRI检查和更精细的AT(N)检测,从而在初级医疗中提高早期识别率。 (二)记忆门诊 在记忆门诊或神经专科,血液标志物可用于精细分流与判断谁需要CSF或PET。在客观认知受损的专科人群中,血浆p-tau217(尤其是p-tau217/Aβ42比值)识别Aβ或tau PET阳性的准确度可接近CSF检测,但不同平台、不同队列间灵敏度和特异度差异较大,因此更适合作为分流工具,而非最终金标准 [ 31 ] 。 在中国记忆门诊的真实队列中,Aβ-PET被用于已经做完常规评估但诊断尚不确定的患者;检查结果让约20%的病因诊断发生改变,诊断信息明显提升,并使约1/3患者调整了治疗方案 [ 32 ] 。Tau-PET在记忆门诊真实世界诊疗中亦可增加病因诊断和综合诊断的确定性,并在部分患者中带来诊断调整,尤其在Aβ阳性且临床上仍存在病因鉴别困难者中增益更为明显 [ 33 ] 。此外,全自动平台检测的血浆p-tau217及p-tau217/Aβ42比值更利于在分步路径中给出进或退一步的建议。实践性共识也建议,在专科或高危人群中采用血液检测报告阈值框架,将血液检测与是否升级CSF或PET的决策直接衔接。 (三)专科随访与管理 完成AT(N)生物学分型后,是否启动抗Aβ等疾病修饰治疗应结合病程阶段、共病情况及患者意愿。此时,血浆p-tau、GFAP或NfL更适合当作监测工具,用于设定随访频率、复查节奏并观察疾病活动度与治疗反应。为避免结果解读失当,血液检测结果应置于结构化诊疗路径中,结合临床评估以及影像或CSF互证综合解读 [ 34 ] 。 五、检测与实施:从研究指标到临床应用指标 体液生物标志物纳入常规诊疗之前,关键在于建立覆盖检测前质量控制、跨实验室一致性与结构化报告的实施体系。采血时机、抗凝剂类型、离心条件、冻融次数以及储存温度和时长等因素均可能影响检测结果,是造成检测差异的重要来源 [ 35 ] 。随着全自动平台与商品化试剂的推广,还需依托多中心质量框架保障跨实验室结果的可比性,并推动CSF与血液标志物同步开展标准化、EQA和方法学比对 [ 36 ] 。检测报告应注明检测平台、试剂批号和样本处理信息,提供年龄或人群分层的参考区间,并明确阴性、灰区和阳性的界值及相应处理建议。对于血液检测项目,可优先报告p-tau217/Aβ42、Aβ42/40等组合指标及分类结果,以便服务于分级诊疗和长期随访管理。我国在AD血液生物标志物临床转化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血液p-tau检测试剂已开始进入真实世界临床应用,部分项目亦已启动国内多中心临床研究,提示血液生物标志物正由研究指标加快向临床应用指标转变,并有望在早期分诊、风险分层和随访检测中率先落地 [ 37 ] 。 六、特殊情境下的生物学标志物解读 在部分复杂情境中,血液和体液标志物的解释需更加谨慎,并应结合患者的临床表型、影像学特征、遗传背景及合并疾病进行综合判断。年龄、性别、教育程度、 APOE ε 4携带状态等因素均可能影响标志物结果的临床解释。 1.非典型AD:对于非典型AD患者,如语言变异型、顶枕型、额叶变异型AD,其临床表现常以失语、视空间障碍或行为改变为主,记忆受损并不突出。尽管这类患者仍可能具有典型AD生物学标志物特征,但其AT(N)组合可能更具异质性,血浆标志物结果也可能呈阴性或不典型。对于此类人群,不宜仅凭血液标志物阴性排除AD,而应适当降低CSF及Aβ-PET或tau-PET检查的使用门槛,以尽早获得病理层面的证据。若A轴阴性,即使存在萎缩、低代谢或NfL升高,也应该优先考虑非AD病因。额颞叶变性多表现为早发精神行为或语言障碍,通常缺乏Aβ阳性证据 [ 38 ] 。路易体痴呆需要结合波动性认知、视幻觉、帕金森综合征、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等证据。血管性认知障碍则结合卒中史、脑小血管病负荷及病灶分布判断。 2.高龄人群:对于高龄患者,Aβ阳性率和混合病理比例均随年龄增加而增加,单纯AD标志物阳性并不必然意味着认知障碍完全由AD病理驱动 [ 39 ] 。合并脑小血管病的情况较为常见,此时血浆GFAP、NfL及部分血管相关标志物在AD与血管性损害之间可能存在明显重叠 [ 40 ] 。因此,应结合MRI所示小血管病负荷、既往卒中史及心血管危险因素,对AD相关血液AT(N)结果进行综合解读,并将其置于可能存在混合病理的框架中加以分析 [ 41 ] 。 3.个体背景:性别差异可能影响血液标志物与认知表现之间的关系。然而,目前证据尚不足以支持在临床常规中采用性别特异性阈值。因此,对于女性患者,尤其是同时携带 APOE ε 4基因、存在家族史或出现纵向认知下降者,轻度p-tau或GFAP升高应结合Aβ证据、tau证据和随访变化进行综合判断 [ 42 ] 。 认知储备也会影响标志物结果与临床表现之间的对应关系。认知储备较高者即使已存在一定Aβ或tau病理负荷,仍可能在简短认知筛查中表现相对正常,从而导至早期识别延迟。对于高教育程度但主观认知下降明确、家属观察到功能变化或纵向测评提示下降者,即使单次简短量表仍在正常范围,也应结合血液标志物、结构影像及必要时CSF或PET进行进一步评估;对于低教育程度者,应优先采用经教育程度校正的认知工具,避免仅凭量表低分推断AD病理。 4. APOE ε 4状态: APOE ε 4是AD的重要遗传风险因素,可增加Aβ沉积风险,并影响AD发病年龄和疾病进展轨迹。因此,在 APOE ε 4携带者中,Aβ42/40下降或p-tau217升高提示AD病理的可能性相对更高。但 APOE ε 4本身不能用于诊断AD,也不能替代Aβ-PET、CSF Aβ42/40或tau相关证据。对于 APOE ε 4非携带者,若出现p-tau217明显升高,仍应依据临床表型和多模态证据判断是否存在AD病理。另一方面, APOE ε 4状态与抗Aβ疾病修饰治疗中的淀粉样相关影像异常风险有关,因此在拟接受疾病修饰治疗的患者中, APOE基因型具有病因学分层意义,也应纳入风险评估和知情沟通。 5.合并慢性肾病:慢性肾病亦是影响血液标志物解读的重要合并因素。研究显示,慢性肾病可升高血浆NfL、GFAP和p-tau水平,且其变化与肾小球滤过率呈负相关 [ 43 ] 。在慢性肾病3~4期患者中,轻度升高的损伤相关标志物并不一定意味着中枢神经系统病理加重。此类患者的结果解释应更加重视Aβ/p-tau比值、CSF或PET结果以及随访趋势,对于单次N轴升高应避免过度解读 [ 44 ] 。 七、展望 AD诊断正在经历从症状推断向生物学定义的深刻转变。AD诊断新进展不仅是检测技术本身的进步,更是诊断路径的重构。血液标志物、蛋白组学、CSF、PET和结构功能影像并非相互替代,而应承担不同角色。未来AD诊断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在正确人群、正确阶段选择合适的标志物组合,并将检测结果转化为可执行的临床决策。 蛋白组学和多组学整合为AD早期风险识别和机制分型提供了新的可能,但其临床定位仍然需要进一步明确。现阶段的蛋白组学更适合作为风险识别和亚型探索工具。未来研究可围绕以下可验证问题开展研究:在社区或体检人群中,蛋白组学风险评分能否提高后续Aβ或tau阳性检出率;能否识别炎症、血管、代谢或突触功能异常等不同生物学亚型;这些亚型是否对应不同的进展速度、治疗反应或共病负荷。随着人工智能方法的发展,以及影像学和纵向随访信息的整合,AD诊断有望从“疾病诊断”进一步向“精准分型”延伸。 疾病修饰治疗时代也将进一步改变AD诊断的目标。随着抗Aβ疾病修饰治疗进入临床应用,AD诊断不仅要回答“是否存在AD病理”,还需要判断患者是否处于合适治疗的疾病阶段、是否存在明显混合病理,以及淀粉样相关影像异常是否可控。血液标志物更适合作为治疗前筛查和分流工具,而患者是否满足治疗要求仍然需要CSF或Aβ-PET等确证证据支持。治疗前还应结合MRI评估脑微出血、皮质浅表铁沉积和脑小血管负荷等淀粉样相关影像异常相关风险。 因此,未来AD诊断不应追求检测指标的简单叠加,而应强调在合适人群和疾病阶段中使用合适的标志物组合。应通过真实世界研究验证血液标志物、CSF、PET、MRI和纵向认知评估能否构成“诊断-分层-治疗-检测”的闭环。随着标志物、蛋白组学、CSF、PET和多模态影像证据的不断完善,AD诊断有望在更早阶段、更精准人群和更明确场景中发挥作用,为早期干预、治疗选择和长期随访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