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砸钱的“千人计划”能否终结中国人才外流?

年轻的陈晓伟曾是密歇根大学的一名生物学家。他很喜欢美国的生活。科研人员的薪水不错，能在这个居民友善，且受教育程度颇高的美丽小镇赡养家庭、抚育儿女，他感到心满意足。

　　但一所中国大学的慷慨邀请让他难以拒绝。除了丰厚的报酬，学校还承诺给他充足的科研启动资金，他再也不用担心经费问题了。他认为，在中国或许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因此，2014年，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到了北京。

　　陈晓伟坦言，“在这里，我可以更自由地研究自己最感兴趣的课题。”这笔慷慨的资助使他能够同时通过肝脏和肌肉的临床症状来研究一种疾病。他说， 这在美国是无法想象的，因为美国的科研资助都与项目、而非研究者挂钩。

　　陈晓伟于2008年在密歇根大学取得了生理学博士学位，而后通过 “千人计划”回到中国。为了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并扭转存在了几十年之久的人才流失趋势，中国出台了包括“千人计划”在内的一系列国家政策。

　　高端人才回国比例明显上升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正处于从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向科技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变的重要时期，因此它迫切需要挽回那些流失海外的人才。

　　20世纪80年代，中国才开始恢复派遣留学生。如今，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数量正在剧增。仅2014~2015学年度，就有三十多万名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大部分留学生在学成后都会回国。不过，其中最抢手的人才——高学历、经验丰富的理工科留学生却流失严重。

　　据橡树岭研究所2014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 2006年在美国大学取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4121名中国留学生中，有85%在毕业后5年仍选择留在美国。不过，这已经算是有所改观了。毕竟在十年前，这一比例高达98%。

　　与在中国本土接受教育的科研人员的收入相比， “千人计划”提供的薪资要高出好几倍，此外，“千人计划”还提供种类丰富的子女教育津贴及百万量级的科研启动资金，单是签约奖金就高达15万美元。

　　陈晓伟目前是北京大学的研究员，刚回国时他获得了 15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他说， “在美国，即便在最需要资助的时候，年轻学者也很难拿到如此可观的经费。”

　　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 “千人计划”自2008年开展以来，已成功吸引了六千余名科技、教育及高新技术行业的尖端人才返回中国，类似的省市级人才引进计划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千人计划”人才并非最优秀的?

　　David Zweig 是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中国的高端人才引进策略已有25年。在给美联社的一封邮件里，Zweig 提到，“我认为‘千人计划’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这些全职回国的人才并非最优秀的。”

　　Zweig 称，他的研究显示，从海外招募而来的全职人员普遍优于本土人才，不过， 最优秀的人才尚未回到中国。他将此归咎于中国学校及实验室中存在的学术官僚主义，行政权力过大、人际关系复杂均会阻碍科研发展。

　　中国的高层领导人正在认真商讨高等教育改革及移民政策放宽的相关事宜。 但就现状而言，高投入的“千人计划”可以解燃眉之急，而且正在发生正向作用。

　　不过，相关问题仍然存在。比如，一些学者在领取中国高校全职薪资的同时还保留着海外职位，甚至还有一些人伪造资历。中国政府正采取相关措施打击此类学术不端行为。

　　像陈晓伟这样的年轻学者近年来才成为“千人计划”的关注焦点。先前，该项目只关注40岁左右的资深学者。

　　有研究者认为， 40岁的科研人员已经过了科研的最佳时期，尤其是在理工科领域。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花大价钱聘请他们?”

　　各有忧虑

　　在美国，私营企业的安保官员比较关注雇员因高额报酬的引诱而泄露美国企业及大学的敏感机密的事件。他们指出，在2015年，就有几名受聘回国的中国研究人员因涉嫌窃取加州某公司的商业机密及从事经济间谍活动而遭到联邦指控。

　　在中国，担忧则集中在海归人才获得的特殊待遇是否公平。有研究者指出，本土人员并不反对招募海归人才，但他们希望得到平等的待遇，不能让待遇的差距越拉越大。

　　这一观点随去年屠呦呦获奖被推向舆论潮头。去年，屠呦呦凭借发现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而荣获诺贝尔医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科学家，她从未出国留学，其研究项目也是在国内完成的。

　　机遇与责任

　　对于一些海归来说，返回中国不仅是机遇，同样也是种责任，即帮助中国改变教育体制。他们希望引入新的规范，参与政策制定，更多地去效仿美国的教育方式。

　　曾就读于普渡大学的神经学家李沉简目前正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副院长。他一直致力于推进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在他眼中，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更多地是一名教育改革者。他开设了一门《批判性思维》课程， 正着力于推动基于综合考量的高校录取模式，以取代分数定终身的高考制度，他也正在建立北京大学与一些国外高校的联系合作。

　　李沉简指出，“我认为美国大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会把学生培养成为校园之外的领袖。倘若中国效仿这种做法，会产生上百倍于美国的影响。我们正在逐步改变这一庞大的教育体系。”

　　杰出的神经生物学家饶毅在中国学术界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他离开美国西北大学后就职于北京大学，并在许多国际期刊上抨击中国的教育及科研制度。施一公当年已是功成名就的普林斯顿大学的分子生物学教授，然而却放弃了美国公民身份回到中国，现在他是清华大学的副校长。谈到在美国的18年，他说：“过去，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旁观者，而非贡献者。我渴望能参与到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事业中。”

　　陈晓伟表示，即便已经回国，在美国的经历使他们在国内受益良多。今年夏天，他正参与创建一个中国生物学家的专业组织。陈晓伟说，“我们的教育体制正在发展中，机会多多，人才济济。许多学生也乐于同你学习、合作。我们应该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并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