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医生要不要做科研？——访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黄晓军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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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中国科学报”。

“制度真的不好吗？如果不好，为什么近十年我国的医学科技水平大幅度提升？”在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军看来，制度的缺陷在于有要求、没培训，基金和文章的背后需要的是严格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学训练。

黄晓军发展的单倍型移植体系被公认为“北京方案”，带动世界白血病移植进入“人人都有供者”的时代，也使得北大人民医院成为全球最大的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完成超过3000例单倍型移植。

关于临床医生要不要做科研，黄晓军认为，这不是个问题。“至少在引领性的大学医院里，医生应该做科研。”黄晓军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我国的临床医生需要加强临床研究的意识和素养，以解决重大的疑难疾病、推动医学进步。

突破供者瓶颈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挂了很多块牌子：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教育部国家重点学科、教育部创新团队……这支由临床医生组成的科研队伍战斗力强大，分别于2014年和2017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第一次获奖是表彰他们解决骨髓移植供者来源问题。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根治白血病等恶性血液病的最有效途径，65%的白血病需要通过移植根治。但供者来源匮乏是世界性难题，中国尤甚：兄弟姐妹间仅有1/4的概率配型完全一致，独生子女则只能寄希望于没有血缘关系的全相合供者，概率仅有十万分之一。

单倍型移植方案只要求配型一半相合，即可由患者的父母提供骨髓，理论上人人都有供者。但意大利科学家最早的技术路线疗效不佳，使得单倍型移植在学术界几乎被判死刑。

因此，当2006年黄晓军团队在国际期刊上报道，利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的单倍型移植方案可取得和全相合移植相同的疗效时，立刻受到质疑。回应质疑的最好证明是患者极高的术后生存率。2016年，世界骨髓移植协会正式将这一方案命名为“北京方案”，被全世界同行所认可。

如今，单倍型移植成为世界白血病移植的常规方法。在我国，单倍型供者已成为第一位（70%）的供者来源，带动全国的移植率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国际上，美国科学家提出的另一种单倍型移植方案也于2013年获得成功。

实现精准医疗

对移植后合并症的攻克也使得他们时隔三年之后，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精准治疗，国际上都不太灵，我们从整个移植链出发，打破单一模式，利用更为精细的分层，实现精准医疗、个体化治疗，提高病人生存质量。”黄晓军说。

过去，由于对排异反应统一用药，造成了股骨头坏死、高血压等药物过量的不良反应。黄晓军团队通过生物标记识别将患者分为高危人群和低危人群，在国际上首次建立了分层指导的预防新模式，不仅降低了排斥发生率，还避免了不良反应。

此外，他们将精准治疗的理念贯彻到整条移植链。如通过改进预处理设计，将患者年龄从50岁延长到65岁；采用个性化移植方案，将移植后复发的病人再复发率降低了30%，两年无白血病存活率提高至53%；通过各种技术保驾护航，“北京方案”的排斥发生率已经降到1%，而国外在10%左右。

实际上，在供者来源这一瓶颈被破解后，对病人生活质量的关注成为新的国际热点，黄晓军已然提前布局。“国际竞争中没有人会永远跟跑，要成为领头羊，必须要做独特的研究。”黄晓军说。

加强基础研究

2017年，黄晓军团队完成骨髓移植超过900例，发表SCI论文61篇。其中，《血液》杂志以封面文章报道了他们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他汀类药物可逆转骨髓微环境的细胞损伤，纠正骨髓移植之后的植入不良。

黄晓军团队目前有研究人员26人，其中副高级以上职称20人，每个人都要同时承担临床和科研两项任务。随着实验室快速发展，黄晓军动员一些临床大夫主攻科研。

所长助理赵翔宇就是其中之一。“也不是没纠结过。”赵翔宇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但在美国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中心为期一年的访学经历给了她很大触动。在那里，赵翔宇了解到，血液病中开创性的两大靶向药物都是医生在临床中发现问题，在实验室中研发出来的。“人的精力有限，找到临床问题背后的机制对病人帮助更大。”赵翔宇说。

黄晓军则表示：“我们的文章以临床和转化为主，基础偏弱，所以我们要引进人才，加强基础研究，在更高战略层面提出问题。”

“忙不是理由，时间还是要挤的，关键是方法和看问题的眼光。真正的转化研究一定需要临床医生密切参与，甚至主导。”他说。

团队成员、北京大学医学部血液学系主任常英军也认为，转化研究和临床研究不矛盾，但往往单纯做转化的团队没有临床团队实力强。

“医学涉及人体健康和人文服务，比较复杂，但核心还是科技创新，真正推动医学进步还是要回到实验室。我们的目标始终是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服务全国人民。”黄晓军说。